近两年来，“跑了”这个词汇很火，最先是一篇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如果你再看看最近的报道，日本企业家代表团来访，来访的目的大家心知肚明；然后是“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德意志银行(下称：德银)寻求将其出售华夏银行所得资金汇出中国境外，但仍在就此问题与外汇局进一步讨论中。”到这里，你一定感慨，老狐狸就是老狐狸呀。
李嘉诚密集出售资产的时候，正是本人写“白银算盘”前后，至于具体原因，大家自己琢磨，不多说。
最近一年多，看到一些人对李嘉诚的决定不断拍砖，到了今天，李嘉诚回头告诉人们，什么叫智慧，什么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然后，华为将生产基地迁到东莞，火了一把，最近几天又有报道，华为将在印度建立生产线。这不能算跑，因为富士康等手机代工企业正在印度大规模建厂，手机生产企业进行产业基地转移是正常的。每一个产业都是一条产业链，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当然，华为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占领印度市场，这名正言顺，但这只能算是小狐狸。
现在又有一位开始火了，那就是许家印，不过，这位老板的“跑”，是首现跑步进入了粮油产业，现在，又义无反顾地跑了出来，许老板为什么跑来跑去？据有关报道：恒大集团和许家印，过去在水、粮油等领域进行了大笔的投入，比如恒大冰泉，曾创下20天砸了13亿做广告的记录。至于在这些产业上投入了多少，外人肯定不得而知，但以许家印的风格，估计是用钱来砸。但9月28日大早，恒大搞出大新闻：将之前投入很大，也期待很大的饮品、粮油、乳业等农牧快消业务一把卖光，交易价格是27亿，曾经的雄心壮志和美好幻想一扫而光。以恒大冰泉为例，其2014年就亏了28.4亿。据有关估计，恒大在相关产业上的投入可能有上百亿，这次出售，应该是属于赔了银子又折兵。
许老板肯定不是因为钱多烧手才忍着亏损而选择快进快出，从恒大集团的中报来看，也不存在现金流的问题，何况，以恒大的经营规模，27亿的收入也实在办不了什么大事。有些分析认为是因为恒大集团扩张的方式不对，长期亏损让许老板忍痛退出。我认为这种分析值得斟酌，以许老板的地位和财力，完全可以建立一套精通经营快消业务的经营班子，他在进入粮油、水、乳行业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决心，如果说没有充分考虑经营问题，有点太低估许老板的智商，咱至少还是教授啊。
无论李嘉诚、华为还是许家印，运营如此大的资本规模，做出他们的决定一定是战略原因，现在的许老板也不例外。
我前面说过，经济整体上会显示两个趋势，这是现在的资产价格、经济趋势和国际局势所决定的。很多人估计只当耳旁风，事实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几乎会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首先是经济军事化。教科书上对于战时经济有如下一段解释：社会经济的活动以优先保障战争需要为主要目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强化，企业和居民的自主经济行为受到部分限制；军工生产膨胀，民用生产缩减；税收增加，通货膨胀，居民生活不稳定，生活水平下降。
未来的亚太，军事对抗会加剧，同时，经济越遭，越需要转移注意力。为了维持军事对抗，居民的消费就需要抑制，这是支持对抗活动的基础。从长期来说，在对抗时期的消费品行业前途并不乐观。从最近的经济指标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正在形成，基建投资拉动经济的一些参数有所好转，但是在消费行业上显示依旧比较低迷，最明显的就是成品油消费税的负增长，等等。这代表的是一种很长时间的趋势。其次就是国有化。资本流出，经济萧条，就必须放弃经济效率实行国有化经济，你说成是挖坑填坑也可以，为的是就业并缓和社会矛盾，同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掌控。
1.军工企业国有化是必然的，是对抗的需要，这无需考虑，然后就该轮到哪些行业？
2.首先是公共事业部门，运输行业首当其冲，前文说过，天津的一些客运线路已经国有。
3.因为公共事业部门既是盈利稳定的部门，同时，如果要进行一系列军事活动，就必须强化对基础设施的管理，这是基本要求。
4.宣传部门。这一点，估计很多人都会“哈哈”一声，无需多说，考虑到现在的互联网是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所以，互联网公司（Micro博？阿里爹地？白毒？）的国有化现在闹得沸沸扬扬，这代表的也是一种趋势。
5.与人们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性行业，控制了这些行业，才能稳定社会，才有对抗的基础，粮油蛋乳首当其冲。
在国有化的过程中，我们不知道会采取何种方式，但是，私人与国家之间是很难平等的，一方处于弱势，大概讲价还价的本钱不多。很不幸，许老板撞到了枪口上。如果国有化，许老板的水、粮油、乳业等公司还是自己的吗？以上两点应该才是许老板忍痛退出的根本原因，否则，这种战略性投资，不会轻易退出。
部分人很多时候喜欢拿自己的思维去衡量别人，但是真正的智慧的人总是在大众察觉之前就开始行动，等到大众开始看见“冒烟”的时候，智者已经坐下来喝茶了。上半年，德银就已经出手了华夏银行的股份，大家知道，因为美国监管部门的罚款，德银现在是嗷嗷待哺、急需银两，可面对今天的形势，估计也只能在德国急得冒火、骂街，当然，如果他们遇到李嘉诚的时候，还是会展现绅士风度的，一定会低头施礼：服！
到了这个时期，关于就业选择、孩子读书、长期投资等事情，就已经很明了，我在博客中写了很多有关方面的文章，照做就是了。如果还想不清楚，那只能到中学课堂去回炉。
最后，将一篇过去的旧文章复制在这里：
白银算盘（节选）
清朝在1660—1670年间，米价达到最低水平（关于明清大米的价格走势见《如松看货币之道》，下同）。然后，在整个康熙在位期间，米价都是震荡上升的趋势，但上涨很缓和，特别是康熙后期，米价小幅回落。在低通胀的时候，财政收入的购买力有保证，清廷的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所以，康熙帝在位时，平三番、定台湾、远征新疆，社会也相对稳定，康熙皇帝在历史上建立了很高的声誉。
雍正在位时期和乾隆登基初始，米价开始上升，到1740年左右，米价剧烈上涨，这种涨势一直持续到1760年以后才出现短期的回落。然后就是更加猛烈的上涨。1722年—1760年间，米价涨幅大约一倍，其中主要是在1750年前后完成的.
这说明，在乾隆即位（1735年）后，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逐渐上升，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所以，雍正帝即位伊始就采取修生养息的政策，以勤修内政为主，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本人认为，从审时度势来说，雍正帝在清朝首屈一指。在乾隆时期，不断的通货膨胀造成人民生活环境恶化，各地揭竿而起，虽然乾隆皇帝东征西讨，但主要是镇压农民起义。乾隆沾沾自喜的十全武功，连火星人都会害羞。
严重的通胀意味着生产效率下降，白银资本价格下跌。
明朝在张居正改革时期，金银比价达到1：5.5（金银比价数据见《如松看货币之道》），意味着白银很贵，生产效率很高；当时欧洲的金银比价是1：12左右，白银便宜，生产效率低。所以，白银流入清朝。到康熙时期，清朝的金银比价在1：10上下小幅波动，英国的金银比价在1：15左右，欧洲的白银还可以继续流入清朝。从雍正即位开始，清朝的白银价格开始下跌，到乾隆皇帝在位的1750年前后，白银价格剧烈下跌，说明随着通胀的不断恶化，经济效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相反，英国在18世纪中期，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效率不断提升，资本升值，虽然这时的英国已经是事实上的金本位，白银逐步退化为普通金属，但白银的财富属性不会立即改变。工业革命带动资本升值的同时，白银价格开始回升。
到1751—1760年，清朝的金银比价是1：14.90，而英国的金银比价已经回升到1：14.55，说明英国的银价高于清朝。白银不具备继续流入中国的动力，而是显示流出的趋势。也恰恰在1740～1760年间，清朝的米价上涨的最猛烈，通胀最严重，这说明白银价格剧烈下跌，生产效率剧烈下跌，形成白银流出的动力。
一方面，通胀不断上升意味着清朝以白银表示的财政收入的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白银流出，经济萎靡，意味着清朝的财政收入无法增长甚至萎缩。堂堂大清面临“穷死”的威胁。
经济效率下降，意味着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贸易就会出现逆差；而白银资本外流，形成资本逆差。明朝开启的双顺差时代过渡到了乾隆皇帝时期的双逆差。
生产效率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耗尽，而通货膨胀不断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滞胀。财政收入萎靡甚至下滑，而通货膨胀不断发展，财政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就会出现断崖，让大清面临穷死的威胁。基于崇祯皇帝刚刚上演过一样的曲目，乾隆皇帝只能巴拉自己的算盘。
乾隆皇帝肯定不想到煤山上和崇祯作伴，这是一定的。那就只能想招：第一，提高经济效率，也就是提升资本（白银）的价格。可决定经济效率的根本因素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效率，让乾隆皇帝放弃专制的封建体制，有点过于奢望，乾隆皇帝自然不同意。第二，管制进口，也就压制了贸易项下的资本外流。同时，管制白银外流。这些就控制了财政收入的被动收缩。这很省事，也不会威胁乾隆皇帝的集权地位，自然是开心的。
乾隆皇帝选择是闭关锁国，实际是选择滞胀继续深入，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十八世纪末期，米价再次剧烈上涨，开启新一轮通货膨胀。
当然，最终选择的是落后，是被动挨打。
闭关锁国的措施在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的1717年就已经部分开始。此时的主要原因或许还是基于军事和文化的原因。到了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一口通商”政策开始了，意味着闭关锁国正式启动。这样的选择，是清朝的国体所决定的。
这篇文章就是最根本的经济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学的定律、原理虽然相同，但所表现的现象完全不同，结果更不同，因为经济永远是为ZHENGZHI服务。所以，货币学永远是经济学的命根，他一手支撑的是各种经济学原理的运用，而另一手牵着文化、体制。研究好了货币，其他的问题迎刃而解。
作者：如松
原文标题：同志们，为什么跑？为什么还折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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