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陷阱（特指政府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被民众认可）。对于一个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幸的政治困局。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丧失了对大众的影响力，同时也表明一些最愚蠢的谣言也能重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激发起难以逆料的变故甚至灾难。
1785年，法国皇室爆发了震惊全国的“钻石项链丑闻”，王室不愿将内情公之于众，事件在民间被反复扭曲炒作。王后变成了一条贪婪、淫荡、无耻、奢侈的毒蛇，民望一落千丈，成为法国人民憎恨的对象，而试图保护王后的国王路易十六则被视为怯懦甚至性无能的傻瓜。法兰西陷入了不折不扣的塔西佗陷阱。王室的威严和道义几乎被完全击碎，国王已经完全不能影响他的人民。一旦失业和饥荒来临，民众就迅速退化成狰狞可怖的兽群，军队无力镇压，富人和官员的生命毫无保障。反王室的报纸和鼓动家，获得民众最多的认可，高等法院等机构不断对抗国王的命令，民众的仇恨和蔑视情绪逐步失控，直至化为行动。
三年后，厌恶国王的暴民们第一次集结起来对抗国王，王室军队因不愿镇压而被击退，四年后，在巴黎，反对国王的暴民们攻下了巴士底狱，10月份，一条“国王试图饿死民众”的谣言在巴黎广为流传，暴民于是在恐慌中集结起来，冲进凡尔赛，挟持了国王，军队倒戈；八年后，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被送上了断头台。酿成这件大规模民变的直接原因主要在于三条谣言，事后都被证明是假的，但人们当时深信不疑。法国大革命的事实表明，政府一旦完全丧失了民众的信任，即便是最荒谬无耻的反政府谎言，都能将政府置于无可辩白的困境，让民众深信不疑地追随，并制造出毁灭性灾祸，这就是塔西佗陷阱的全部政治意义。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以浩然正气治国，以奇异的办法用兵，以不扰民来治理天下。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哪？根据就是：天下的法禁多了，百姓就愈加贫穷；民间的武器多了，国家就混乱；人们的智巧多了，怪事就容易发生；法律越是森严，触犯法律的人便越多。所以，有道的人说：“我若无为，百姓就会自我化育；我好静，百姓自然就会走上正道；我若无事，百姓自然富足；我无欲望，百姓自然就变得淳朴。”
关于这一章，我与任何专家、教授的解释都不同，我认为这一章讲的纯粹是哲学。
首先说，治国靠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很清楚，是公信力！有了公信力才可以团结整个民族兵与民的力量，实现天下大治。当一个国家丧失了公信力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快倒闭了。为什么哪？法律的公正、公平，执法的无私，货币的价值稳定等都是一个国家公信力的外在表现，当丧失这些的时候，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和恶性通胀，有多少国家倒闭在这些因素之下？几乎所有倒闭的国家都是这种模式，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怎么才能让自己拥有公信力哪？只有浩然正气！当一个国家的管理者永远为全民福祉着想，为国家与民族的前途着想，心中充满浩然正气的时候，外在才能表现出公信力。所以，老子说以正治国。相反，如果苍蝇老虎们在台上一副道德君子的模样，在台下却是鸡鸣狗盗；政策朝令夕改，每次房地产调控都号称要把房价打下来，但实际却通过放水让房价越调越高；货币不断贬值盗取铸币税，这样的管理者自然就毫无公信力可言。当丧失了公信力的时候，无论干好事还是干坏事，社会都会认为你在干坏事，在欺骗社会与民众。
这里的正，就是浩然正气，正大光明，唯有如此，才有公信力。否则，就是塔西佗陷阱。
以奇用兵是什么？实际也是正。
将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他们的任务看起来是消灭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当然是对的，但并不完全对。更核心的任务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最小的代价是核心。这意味着要把自己士兵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珍惜它们的生命就是自身内心的浩然正气。当珍惜士兵的生命的时候，士兵就会团结在统帅的周围，让军心凝结在一起，号令严明，无往而不胜。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和吴起，都非常爱护自己的士兵，它们率领的军队，战无不胜。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最大限度地爱护自己士兵的生命哪？
在训练和生活中对士兵给予最大限度的关怀仅仅是外在的一面，而更主要体现在战场上用“奇”。
王阳明不仅是哲学家，还是军事家，老人家作战的时候有个特点，无论敌众我寡还是我众敌寡，都是计谋百出，即便自己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比如在江西攻打洪都），一样使用计谋，为什么不能一鼓而下而非要倒腾计谋？因为当使用计谋瓦解了对方的军心士气和战斗力的之后，就可以用最小的士兵生命代价换取胜果，最好是不损一兵一卒。所以，要不断运用计谋，这就是爱惜士兵的生命。所以，王哲学家在一生的征战中，虽然大多时候率领的是“民兵”，但百战百胜！这就是王哲学家心中的浩然正气，将军心凝聚在一起，形成常胜之师。王阳明的心学，核心是我心光明，以士兵的生命为中心，才能理解其军事上的奇谋百出，特别是占据优势的时候一样使用百出的奇谋。
另外一个典型的是戚继光，虽然戚家军光耀历史，但数量只有区区三四千人。戚大帅一生也敛财，但敛财之后不是自己喝茅台包小蜜，逝世后只留下了一些书籍，那些钱财是用于改善军队的伙食和增强军火装备，改善伙食增加士兵的体制、增加己方的火力，都可以减少士兵在战场上的损失，用最小的代价击败敌人。士兵的生命在他心中占有最核心的位置，所以，戚家军也是百战百胜，戚大帅光耀历史。
当领兵将帅将士兵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军心凝聚在一起，就可以战无不胜，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都是如此。
兵家认同老子为兵家之祖，是因为那些军事家理解了老子思想的内涵。奇就是正，对敌的手段用奇，为的是实现士兵的生命在自己内心最“正”的位置。
相反，苻坚就不是合格的将军，他的心不“正”。
在淝水之战的时候，他率领的军队是跟随王猛征战一生的无敌军队，基本扫平了北方。当苻坚率领这支军队南征东晋的时候，无论数量还是战斗力，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当东晋的军队半渡的时候，苻坚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那就是半渡而击。相反，将东晋的军队放过江，就意味着需要士兵们大规模拼杀才能取得一样的胜果，自己的士兵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那么，接到苻坚后退命令的士兵们会怎么想？它们会有一种强烈的暗示，苻坚并不把我们的生命放在心中，当接到命令的时候，就有能逃就逃的冲动，这或许是部分士兵的想法，部分士兵的无序后撤就形成了全局的大溃败。放东晋的军队过河，进行正面交锋，表面是展现了苻坚自己的堂堂正正，但作为一个统帅，苻坚的心不“正”，因为没把士兵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当然，这是苻坚骄狂的结果，最终也是丧家辱国。
那些百战百胜的将军们，都号令严明、军纪森严。这是因为战争是残酷的，很多时候需要决战，几乎没有丝毫投机取巧的余地，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号令严明的军队才有决死的战斗力，才有资格享受胜利，士兵才有最大限度生存下来的权利。相反，战败者是难有生机的，看看历史上的战败者，都是数万甚至几十万的士兵被杀。
号令严明、军纪森严就是“正”。
在兵家，奇就是正，就是将军们的浩然正气，其“正”的核心是爱惜士兵的生命。
以奇用兵，老子点出了千古以来兵家的本质。所以，因几句话就被后世的军事家们认定为兵家的祖师。
“以无事取天下”依旧表现的是无为而治的观点，民众可以自己治理好自己，这是老子的观点，也是当代社会的社区自治观点，已经被事实所证明。当统治者非要自己去治理社区的时候，无非是为了索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当然无法大治。
至于后面的一大段：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更好理解了。比如：“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当天下的约束很多的时候，就限制了人们的生产活动，同时，约束越多人们头脑中的条条框框越多，限制了人们思维的发散性和创造力，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民众当然就只能越来越穷。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就可以让民众富裕，当民众富裕之后，国家也就富裕。还比如：人们想拥有武器，自然是因为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证，这代表的就是国家的昏暗，等等。
老子为什么反对伎巧哪？当今社会，伎巧横行，一些专家认为老子反对伎巧是不对的。当一个国家所有人都按规则行事的时候，没有伎巧，生活和生产效率就高，经济就能得到持续发展，人民就能富裕。相反，一些国家大多数人都使用伎巧，就会破坏社会整体的规则，就会造成效率低下和社会混乱。比如：我们办事的时候，经常受到无缘无故的刁难，这时就去找人、送礼。办事人员使用这点伎巧，无非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或意欲获取一点好处，我们不断找人送礼，也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很有办法，这都属于伎巧的范畴，这一过程占用了大量的、本应从事生产活动的时间，让整个社会的效率低下。相反，当大家都不使用智巧的时候，一次就办完了，实际的效率高的多，这个社会的时间效率就会高很多很多。当社会整体富裕的时候，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提高，不是比贪点小便宜更好吗？
中国人都很忙，领导忙、草民也忙，但如果不改变全社会的伎巧氛围，永远无法迈入发达国家，因为整个社会的时间效率很低。
全社会执行统一的规则，屏蔽掉个人心中的伎巧，守护规则，就可以实现高效率，这就是发达社会。
伎巧，与个人在工作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截然不同的，发明创造最本质的是感悟，是洞悉事物内在规律的过程。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前者是浅薄，后者是睿智。
道德经，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是未来时代最重要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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