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财主
1935年11月1日，南京。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百余名国民政府高官，在中央党部的大礼堂前集中合影，蒋介石因故离场，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资历最高、官职最高，坐在第一排正中，两旁是林森、张静江、孙科、阎锡山、张学良等一群国民政府要人。
突然间，记者群里冲出一人，高喊着“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对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颧骨、臂膀、后背中弹，重伤倒地，生死未卜。
刺客是原十九路军排长孙凤鸣，因为痛恨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后对日本的绥靖政策，愤而决定以记者身份刺杀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然而，在礼堂前照相的时候，蒋介石见会场秩序混乱，便借口身体不适躲进休息室，与蒋介石有隙而心有怨气的汪精卫，独自下楼参加合影，结果顶了挨枪的缺。
尽管汪精卫方面一直怀疑是蒋介石指派的刺客（蒋汪二人一直在竞争党内第一人头衔），但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一起纯粹的民间刺杀事件——后来新政府名单公布，汪精卫被提名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但据说因为伤重无法接受，其职位由其副手蒋介石担任，蒋汪合作期结束，中国进入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时期。
这一针对领袖的“刺杀”活动，引发人们对于国民政府政局不稳的诸多猜测，这不仅在政治上引发动荡，对当时中国货币和金融市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法币之前
先解释一下当时中国的货币金融背景。
自明朝中期开始，中国一直以白银作为货币，用纹银成色和重量进行计价。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银圆大量输入，人们发现采用银圆计价更为方便，各省开始设立银圆局铸造银圆。1910年，清政府合并各省银圆局，开始铸造“宣统元宝”银圆，打算以此统一全国货币。
货币没统一，大清倒先亡了。
1913年，袁世凯任总统的北洋政府基本统一全国。政局稳定下来之后，政府于1914年2月颁布《国币条例》：
“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
“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一”；
“国币计算，均以十进，每圆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公私兑换，均照此率”。
政府规定，凡中国境内从事商品交易活动时，必须以新铸造银元为交易媒介，同时铸造银、铜辅币，实行十进位制。1914年12月，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开始铸造新版银币，其正面刻有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刻有嘉禾纹饰与币制值，俗称“袁大头”。
由于这种机械制造新银币式样新颖，形制划一，重量、成色与法定重量差异极小，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所以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人们非常乐于使用。中国货币体系从银两过渡到了银元，“袁大头”成为中国的主导货币，也使得“圆”、“角”、“分”的概念从此深入人心。
可惜的是，随着1916年袁世凯的死去，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时期，货币也再度混乱。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权稳固之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强化北洋政府时期的银本位货币政策，规定自4月6日起，所有用银两征收的税款及关金，一律改为银本位币（银元）计价，或旧有一元银币按原定重量成色缴纳，在交易中使用银两概念，法律上无效。
在发布上述命令和条例时，中央造币厂从3月起开铸新银币，新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头像，背面为帆船图案，因此被称为“帆船银元”。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一直混乱不堪的货币问题，看来要圆满解决了。
理想是美好滴，现实是残酷滴，国际社会是会影响中国滴。
1929年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普遍受到牵连，1933年当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决定采取美元贬值的方式来保护美国利益，并计划以“金三银一”的比例，将白银在国家货币储备中的比例由1/6提高到1/4。
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6月，罗斯福先后颁布了《银购入法》和《白银法案》等法案，世界银价暴涨，国际上以美元计价的白银价格暴涨1倍，而实施银本位制的中国，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他国家大多实施金本位制）——如果将中国银元销毁，铸成银锭卖到国际市场，至少可以获得20%的利润。
中国白银开始被大量出口。
根据有关资料，《白银法案》签署后仅3个月时间，中国已经流出2亿银元。当时《申报》曾报道，单在8月21日这一天，汇丰银行从上海港口装运走的银元就达1150万元，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存银从最高的2.75亿银元，大幅下降到只有0.42亿银元。
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为了削弱国民政府，更是故意从中国大量走私白银出境。根据有关资料，日本白银净出口额从1933年的756万日元暴涨至1935年的2.25亿日元。日本国内原本并无多少白银，主要就是从中国走私进口白银转而出口到国际市场。
中国银元数量大量减少，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灾难。因为物价上涨，中国商品出口日益艰难，货币利息扶摇直上而且很难贷到，国内与民生相关的诸多物价暴跌，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资金周转失灵，工商业大量破产，银行、钱庄也开始大面积倒闭……
鉴于中国陷入严峻的通货紧缩，1934年底，国民政府开始秘密筹划币制改革。
1935年3月，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出马，黑白手段并举，成功收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实业银行等能发钞的大银行，官办银行占据银行制高点。
汪精卫遇刺，时人顿觉政局动荡，纸币贬值、停止银元兑换的传闻甚嚣尘上，上至富商巨贾，下至升斗小民，纷纷到银行挤兑银元，这让当时整个中国金融业面临崩溃局面。
为避免金融市场陷入失控和动荡，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5年11月3日，仓促发布《财政部关于施行法币布告》，规定自11月4日起，中国境内禁止白银和银元流通，以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作为流通法币，1个银元兑换法币1元，其他银行被禁止发行钞票。
这么一个仓促间的决定，却是中国正式进入信用货币时代的开始，以纯粹的纸币替代过去流行了几百年的白银货币，更深远了说，这是针对中国3000年实物货币的一场革命……
（二）法币发行
1936年1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辅币条例”，对新币的种类和数量进行明文规定；2月，又规定蒋介石的御用银行——农业银行也拥有发行法币的权力，法币发行体系正式建立。
由于法币完全依靠政府的信用流通，是一种典型的信用货币，货币第一次开始不再代表任何实物，而只是一个价值符号，这开创了中国一个新的货币发展阶段，意味着几千年来中国一直采用的实物（不管是贝壳、布帛、铜钱还是白银）钱被彻底抛弃，换成了政府规定的纸。
标识数字面额的法币，在交易中被用作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但由于其仅是一个价值符号，所以不可能用作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后来出现的人民币，正是以法币的发行为模板，建立起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不兑现的信用纸币体系。
由于国家集中了纸币的发行权，货币发行利益彻底归于政府，旧的银本位制度被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所代替，白银在法律上已不再是我国的流通货币，银币、生银、银锭及其他白银类支付媒介，开始退出中国货币流通领域。
1937年9月2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给行政院的提案稿”中提到：
“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施行法币政策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收兑之银币达三万万元”。
这意味着，通过实施法币政策，国民政府收到了3亿货真价实的银元。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实施法币政策，国民政府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对全国金融的垄断，依靠政治权力，确立了官僚资本在中国的绝对垄断地位。财政部长孔祥熙就说过：
“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
正因为纸币印刷比铸造银元省事多了，11月份实施法币政策，1935年底政府就已经发行了4.5亿元的法币，有效缓解了当时存在的通货紧缩现象。
根据实施法币政策的规定，法币发行有60%的现银和40%的有价证券作为储备。但掌握了全部货币发行权益的国民政府，又怎会用一条迂腐的规则束缚自己？从1935年底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上涨了3倍多，达到14.8亿元。
由于实施法币政策，可以凭空造出货币，与货币发行有关系的金融权贵们，对于辛辛苦苦的工农业生产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最有兴趣的，是利用与政府的关系，先得到政府发行的纸币，然后用来发放贷款，搞一些短平快的商业项目，坐收利息或狠捞一把——数据表明，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四大银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农业是0，可见政府控制下的金融机构对实业生产的“重视程度”。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正式开启，法币的印刷更是开始放飞自我。
表格说明：
1）上海1937年底被日本侵占，1941年汪伪政府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并发行中储券，以50比100比率兑换原有的“法币”，到1942年5月底下令禁止法币流通，表格中的上海批发物价指数，自1942年底开始，按中储券计价折算；
2）上海物价1945年8月数据暴涨，是因为国民政府强行规定中储券与法币兑换比率为200:1，而根据以往数据看，中储券的通胀与法币水平相当，200：1的兑换比率是在残酷掠夺沦陷区民众。
8年抗战下来，法币发行量从14.8亿元暴增至5744亿元，增长了388倍，折算下来年增长率高达111%，相对应的物价（按重庆批发物价指数算）更是上涨了1795倍。
抗日战争前，100元法币能换1头牛，1938年底就只能换到一只鸡，接下来是一包烟，一块肥皂，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只能换半包火柴了！
一头牛变半包火柴，你还别说惨，对比一下日伪沦陷区人民，你会觉得这够幸福了。
汪精卫投降日本之后，汪伪政权很快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于1941年发行中储券，并以50比100的比率兑换“法币”，到1942年5月31日完全禁止法币流通。1944年之前，中储券的贬值情况基本与法币相当，但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败，中储券贬值速度超过了法币。截止1945年9月，中储券发行总额高达4.6万亿元。
在被日伪政权残酷压榨N年之后，1亿多沦陷区人民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敲锣打鼓迎来国民政府这个解放者，可没有想到的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政府将币值相差并不太远的法币和中储券，强行规定为1:200的兑换比率，直接将沦陷区所有人的财富掠夺走99%，而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用已经贬值至原来万分之五的法币，依然大发战争财，大发沦陷区民众苦难的财。
不管咋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按道理来说，法币印钞机总该歇一歇——过去的8年疯狂印钞，还可以厚着脸皮说因为战争，不得不“印钞救国”。但战争已经胜利，国民政府也接收了日伪统治区的大批财富，这印钞总没有理由了吧？
1946年初，国民党中央银行拥有500多万两黄金，9亿美元的外汇，此外，还有美国偿还国民政府的驻军费14亿美元，改革币值，挽救民心还是完全有机会的。
可惜，政府印钞获取利益，实在是太顺溜了，哪能停下来？
1945年底，法币印钞量已经超越1万亿大关，达到了10319亿元；
1946年3月，法币发行量达到了13456亿元。
接下来，国共内战爆发，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完全失控，币值拉稀止不住，其发行量年增长率高达760%。
法币的面额，也从1元面值，变成了60亿元的面值。
物价实在没法统计，我们以1美元兑换法币数量为例，来说明法币价值的丧失情况。
1946年1月，兑换法币1500元；
1947年2月，兑换法币6800元；
1947年8月，兑换法币4.23万元；
1948年2月，兑换法币21.33万元；
1948年8月，兑换法币1.11亿元。
从1937年7月到1945年法币停用，11年时间法币发行量增长了47万倍，100元法币，从能买一头牛变到连1根火柴都买不到，这就是中国第一种信用货币发行的故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对纸币发行做出深刻总结：
“运用国家权力的魔杖，标上印记，点纸成金”。
（三）法币之后
到了1948年8月，所有人包括国民政府领袖自己都很清楚，法币系统已经崩溃。
当时民间交易，要么用黄金银圆，要么用美元、英镑、港币等，实在不行就采用实物交易，没有人再愿意使用法币。
在法币系统彻底崩溃之际，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做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劵发行法”：
“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禁止任何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劵，违者没收，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
如果不考虑中储券这种伪政权的货币，金圆券是中国的第二种官方信用货币。
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金圆券发行规定：
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为限；
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量为0.22217公分；
金圆券发行必须有40%以黄金白银以及外汇做准备金；
人民持有黄金、白银、银币或外汇者，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兑换成金圆券，黄金每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每两兑3元，银币每两兑2元，美元每元兑金圆券4元，其他外币根据中央银行外汇汇率兑换；
……
关键在最后一条：“违反规定不予期限内兑换者，其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一律没收”——也就是说，同意你得上缴，不同意你也得上缴，否则，政府就会抢你的！
是的，这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为推行金圆券，蒋介石还派了“太子”蒋经国去上海“整顿金融秩序”。装腔作势之下，一部分“天真”的民众相信了国民党政府，为支持国民政府“尽快统一中国”，许多城市居民“响应总统号召”，用真金白银排队兑换金圆劵——截止10月底，短短2个月之内，全国收缴上来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钞1.6万元、港币8.7万元。
如果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收兑上来的外汇非常之少，为什么呢？
因为外汇都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及高级官员才可能拥有的，这些权贵们对金圆券的未来也看得最清楚，他们才不会傻到去上缴外汇和金银呢！
说白了，金圆券的发行，变成了对中产阶级以及普通民众的再一次掠夺。
至9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已到12亿元，至11月9日则增至19亿元，接近规定上限。
不过，规矩都是人定的嘛——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与美元的兑换比例由原来的1:4瞬间贬值为1:20。
曾经相信政府的人，一下子傻眼了。
接下来，金圆券完美复制了法币的发行路径，只不过速度更快一点儿。
这个，都不用算什么年增长率了——不到一年时间，发行量增长了1万倍，物价上涨了100万倍……
金圆券风暴令国民党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丧失殆尽。且不必说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哪怕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也都一下子被这个政权掠夺得一无所有，国民党政府失去了本来最倾向于他们的阶层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败局已定。
国民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玩弄货币政策，在货币发行中欺骗和残酷掠夺民众，直到除了“四大家族”之外的所有人都一无所有，也用最快的速度为这个政权敲响了丧钟——1949年7月，蒋介石带着从全国掠夺的黄金、白银、外汇以及战略物资逃亡台湾。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接下来的第三种国家官方信用货币，是人民币。
（四）尾声
1955年之后人民币的发行情况，请参照：
从1955年到2019年6月，人民币发行量从182亿元增长到192万亿元。1.05万倍，看起来似乎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但是，如果你了解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乃至随便一个新兴大国最近百年的货币史，你就会明白，除了那些老牌西方国家，1955年以来的人民币，绝对是新兴国家里价值保持最好的货币；而从对外汇率角度来看，最近20年来，人民币甚至是全球价值保持的最好的货币之一。
不用怀疑，60多年扩张1万倍，还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好的货币，这就是信用货币。
最后，把开头的刺杀故事讲述完整——这是三个不同年代的刺客间的故事。
被刺杀之时，汪精卫并非汉奸，而是公众认可的著名爱国领袖。
清朝末年，一个叫汪兆铭的爱国青年，舍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成功），后被抓，在牢狱中他写下“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成为国人偶像。出狱之后，他将名字改为汪精卫，意思是他的爱国之志如同精卫填海、矢志不渝。
当日刺杀中，汪精卫身中三弹，虽经医治后得救，但其后背子弹无法取出。其妻陈璧君一直认为，这是擅长暗杀的蒋介石指派的刺客，由此与蒋介石裂隙不断加深，这成为汪精卫1939年决定投靠日本，变身中国头号汉奸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颗没有取出来的子弹，在1944年引发炎症，导致汪精卫病死。
因为蒋介石在刺杀时刻刚好没有现身，所以当时多数人认为，就是蒋介石派遣的刺客，而他被冤枉也是因为有前科——蒋介石曾身为刺客，受孙中山派遣，刺杀了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指责孙蒙蔽同志贪污经费，并发布孙的罪状），由此得到孙中山信任。
至于这次的刺客孙凤鸣，在刺杀之后，被卫兵两枪击中胸部而深受重伤，在接受审讯时，他坚称自己是个大老粗，刺杀是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11月2日凌晨孙凤鸣伤重去世。
随后，与孙凤鸣有关的100多人被捕，包括其妻子崔正瑶及其年仅17岁的妻妹崔正祺，这些人大都经历审讯后惨遭杀害，但国民党一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口供，不知道这起刺杀案件的幕后主使人到底是谁——孙凤鸣行刺案，就这样成了南京国民政府蒋汪之争的一个谜。
一直到1982年，才由曾担任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的华克之将行刺案详细复原——原来，1935年初，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于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刺杀蒋介石，王亚樵派华克之潜回南京主持，由取得记者身份的孙凤鸣具体负责刺杀。
1987年，孙凤鸣被中国政府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1988年，孙凤鸣纪念碑园在铜山县建成，86岁高龄的华克之亲自为战友主持揭碑仪式，在纪念碑背面，华克之挥泪敬题铭文：
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
心向知音决，泪为生民挥。
言重季布诺，技胜张良锤。
精卫非精卫，替死此魑魅。
功败于垂成，千古共心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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