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凭栏欲言公众号
经济学的出发点基于理性经济人。
这有两个前提，理性和善，多数人会忽视善，但假如没有善（道德），某个人就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或许合法）可以一夜之间将他人积累毕生的财富据为己有，大家就会群起模仿，谁来创造财富？
你是不是觉的行为有些眼熟？嘿嘿，你猜对了。
而亚当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基于良好的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的形成，却源于社会自发，而后以法律固化。
01
社会自发秩序
群体，是人之个体理性所能运用的最强手段，通过组成群体，人类的能力大增，最终成为地球之王。
而组成群体却需要社会秩序。社会自发秩序是哈耶克的著名观点，其认为社会秩序的形成是经历进化试错，以及对成功文明的模仿而得来。
哈耶克提出的社会自发秩序，构筑于进化的优胜劣汰的基础之上，而非构筑于理性审慎规划之上。是不是又觉得眼熟？嘿嘿，你猜。
人的生物进化并不迅速，但群体组织能力（社会秩序）却进化迅速。
这似乎借用了“生物进化观点“，但事实上，最早提出社会进化观念是一位苏格兰哲学家（James Hutton），远早于达尔文 ，达尔文及其同时代的研究者恰恰是从社会进化论观念中获得启示，进而展开生物进化研究的。
社会秩序之下，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并不一定确保对社会良性秩序有正面影响，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随着文明的进化，知识量大爆发，知识分工越来越细，个体只需要掌握一个知识片段就足以维持生活，越来越难有超宏观观念，难以看清何种方向才会社会秩序有促进作用。
只能以进化试错，或者参考成功文明的经验（其已经先行付出了验错成本），来找出正确的社会进化方向，这导致了一种后果，很多时候人们会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经过历史洗礼的社会规则，这些精神上的无形暗示，相比国家法律规定的规则更具效用，更小代价。
但人们仅仅是遵守传统规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宗教信仰缘来于此，使得个体不必知道所以然，只要具有信仰，就能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
而摧毁宗教信仰，则需及时树立新的信仰来取代，否则自发社会秩序的基础将崩塌。
02
信仰的重要性
宗教信仰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而减少劳动和知识分工中产生对社会秩序有害的试探出现。
当然这种禁止，或许应辩证的一分二来看，这固然维持了社会秩序稳定，防范了有害试探出现，却也扼杀了对有益方向的试探。而未经验错，却无人知道何者有益，何者有害。这是文明进化（社会秩序进化）需要解放思想的缘由。
这也是为何经济大爆发前夜总会伴随各种大思想家出现，因为他们提供了各种社会进化试探的可能方向，直至找到正确的社会进化方向，经济开始大爆发。而经济高速增长期极少产生大思想家，某种意义上，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对社会进化方向的肯定（虽然并非绝对，比如债务堆积的增长不代表方向正确，但也会遏制思想家出现），不需要思想家提供社会进化的试探方向。
宗教信仰并非是由于某个神赐予了群体幸福，而是因为群体在对信仰深信不疑的过程中，维持了社会良性秩序，进而导致良性经济增长，从而其文明更具竞争力，并逐渐扼杀或同化其他文明。
人类历史中，多有血腥的宗教信仰（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宗教信仰较为血腥，特异习俗为人祭）及无宗教信仰群体，但都在进化中被高道德要求的宗教和文明，扼杀或同化。
知识越爆炸，知识分工越细，个体越难以理解社会秩序的运行，对整个群体来说，个体犹如其身上的一个细胞，个体难以理解何种事实是有益于群体的，即或其中某个细胞理解，也难以影响整个群体的选择。
个体是有理性的，群体却并无理性，群体不能抽象思维，这一点与动物的行为并无二至。群体意识犹如动物，仅具有本能而无理性，这正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之中一再强调的观点。
对群体的管理无法依靠理性说教，只能依靠社会规则。长期文明进化过程中，通过自身进化、或文明交流中对高等文明进行模仿或传播（成功的文明也强化了对信仰的信心，增加了信仰的现实感），变为自身信仰，通过文明传承，将一些不知其所以然的，但有益社会进化的规则传承下来，通过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良性加强循环，形成社会的自发规则。
信仰是非理性的，却是理性经济秩序之本。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谈及信仰对经济的影响之时，曾举例说：“哈佛大学的教授Shileifer等人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就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但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他们认为信仰决定了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最终决定经济表现“——出于某些原因，原文略有修改。
杨小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变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并开始寻找“主“存在的依据。科学需要质疑精神，而信仰却需要不可置疑，一旦有所质疑，信仰就会崩塌。最富有质疑精神的学者研究到最后，却会完成对宗教信仰的皈依，总会对很多人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比如杨小凯、牛顿等。
就个人理解来说，将信仰的基点归结为神（玄学）更像是一种无知之幕之下的怠惰行为，似乎自进化之源动力，生存和繁衍，来解释更符合逻辑（个人之理解，目前文献中尚无这种说法）。
生存本能——更好的生存愿望——组成群体，人的理性所能运用的最强手段——需要社会秩序——进化或模仿是成功社会——固化为信仰——社会秩序加强——经济表现加强——预期实现，群体变强——加强反馈——信仰强化——社会经济强化。
或者反之——信仰弱化——社会秩序恶化——经济表现恶化——预期未实现——杀跌反馈——质疑信仰——社会秩序恶化——经济表现恶化。
信仰的基点源于更美好生活的愿望，来自于生存本能，而非宗教。
繁衍和生存是基因的本能，也是物种进化的源动力，理性构筑于本能，却也正在摧毁本能。
繁衍和生存分别偏于指向宗教信仰的来世和今世。在当前社会下，尤其是偏重现世主义选择下，指向来生的繁衍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越理性，繁衍本能越低。
目前，个人追求更好物质生活欲望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有一种反思趋势是，人为什么要这么累来追求过分的不必要的享受呢？理性或许还会督促人舍弃物质欲望（日本的宅文化已经有此迹象），偏向代价低的精神享受，导致社会发展变慢，或容易招致外部入侵。
理性越来越高，生存和繁衍的本能就会越来越低。个体的超凡理性最后将造成群体的合成谬误，群体将迈入自我灭绝进程。过度理性会摧毁了自己的存在根基——本能。
人类一直在追求更理性，但却不能完全理性。就如同经济社会，只能追求比现在更好，却不能追求物质极大丰富下的暗许分陪。
达里奥在他的《原则》一书中非常推崇极度理性，自金融领域来看是非常有道理的（段末注释），但自社会领域来看，却是一种合成谬误的开端，人类自我灭绝进程的开始。
一个人是单纯信仰，从而维持社会良性秩序。或是解构全社会运行秘密之后，从而维护社会良性秩序，层次或许不同，导致的结果却是一样。而基于群体并无抽象思维能力，群体无能力解构全社会运行，信仰的必要性不可或缺。
目前，科学发展之下，宗教信仰已沦落至辅助地位，主要信仰已变更为群体自身信仰——基于认为群体自身就能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不再依赖神。
但信仰仍存（群体自我信仰），而非大多数人理解的，宗教信仰才是信仰。
PS：理性对金融的重要性：
人之生存本能进化出的衍生特质之一就是乐观，没有乐观，人类诞生之初的苦难生活，早就摧毁了人类意志，人类或许早已消亡。
但乐观导致人会在4成几率赢的时候，认为自己7成几率会赢。像股市这种零和博弈呢，众人皆乐观，蜂拥入场，股价就会涨，但赚钱关键点不在于股价涨了，而在于如何在音乐停止前离场。
太不乐观，连进场都不进，没有机会赚钱。太乐观，赚钱预期刺激的情绪狂热不肯离场，音乐戛然而止的时候，不但没赚钱，还变韭菜了。
但怎么能先跑，就需要不依赖情绪，利用历史数据、算法等研究大众跑的节点，然后提前跑。而一旦依赖情绪操作，市场狂热会冲昏你的头脑，你就不会提前跑。
金融以人之乐观情绪做局，收割乐观派。这被称作，投资都是反人性的。如何赌赢就需要摒弃情绪，极端理性，才可能跑在乐观派前面。
但金融存在之本身就是一种合成谬误，金融行业的技术手段研究越深入，金融越赚钱，社会整体经济就会越差。
达里奥提出的和谐去杠杆几乎不可能实现，作为金融从业人士，或许其出发点为金融优先之下的经济问题处理的可行性思路探究，通过广泛散发影响社会思路，并将其塑造成解决问题的良药，带给群体以信仰（错误的信仰也是信仰）。
但思路中并没有纳入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反复杀跌问题，这导致和谐去杠杆在逻辑上就几乎不可能实现，根本没有实践——验错的必要性。这其中也可能存在故意忽视问题，同为金融从业人士，索罗斯就曾提到道德与经济的相互作用。
当然达里奥作为金融从业人士，从个人自利出发点也很容易理解其会有意无意的忽视金融本身之问题（笔者之质疑仅出于习惯性质疑精神，并不妨碍其书含金量极高的事实）。
03
信仰与社会管理成本
信仰决定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却不一定能及时进化，匹配经济基础的变化。
在一万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土地出产剩余不多，难以承受高成本法治方式（暴力机构需要维护成本），儒家信仰的自治型社会相比法家（以及罗马法治型）更能适应社会发展，中国经济长时间为世界第一。
而现代商业社会中，却似乎是基督新教信仰更为契合经济基础的变化。
现代经济社会中，通过分工，大大加强了生产效率，已可以承受效果更好，但成本更高的法治化社会秩序。但与法制化成本相比，自发社会秩序仍是管理成本最低的模式，可以使得社会管理成本大为下降（决定低税率的可行性）。
现代社会分工提升了效率，也制造了风险，一个人的生存再也不能完全依靠自己，而依赖所有参与分工的陌生人（包括海外）。一旦其中一个环节断裂，整个体系就会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这又加重了对社会秩序的依赖，也是对善的依赖。
人性之本质是善是恶争论从未停止，《世界通史》一书中列举了两个例子，1971年，塔萨代人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被发现，他们完全没有侵略性，根本就没有“武器“、“敌对”、“战争“等词汇，似乎验证了人性本善。但不幸的是，几乎同一时间，人们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了芬图人，整个部落都是凶暴的武士，似乎又验证了人性本恶。
或许，是善是恶，只是适应不同环境的产物。
而什么是善，或者说什么是我们所公认的道德，观点是一直变化的。比如说，心灵鸡汤到毒鸡汤的演变历程是如此的猝不及防。
但有一点是终极的判断标准，那就是，那些坚持‘’错误‘’观点的文明会衰弱或消失。近一点来说，南美国家就具有明显的衰退迹象。阿根廷，坐拥丰富资源，一度富裕度全球前十，却沦落为南美衰退的代表，阿根廷或许就拥有“错误“的观点。
从宗教信仰或许也能找出一点依据，阿根廷历史上是西班牙殖民地，居民绝大多数信天主教。这与美国新教有根本不同，新教较为鼓励自由解经，思想更加自由。天主教却鼓励信徒服从教会的训导，阶层更为明显。而西方经济爆发即从文艺复兴解放思想为始，商业社会的活力更是源于交易，阶层却是交易的阻滞。
自发社会秩序是一种将人由短视的利已（会产生互害），通过长期的进化及对先进文明的模仿，转变为利他性，再经过社会合成，转变为放大的利己性，反复加强，成为一种社会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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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很容易理解，假定每个黑点代表一个人，X轴代表自直接创造财富中获利，Y轴代表自再分配中获利（房租、股市、上市套现、利息、债务爆破、转移杠杆、税收等），趋势线是距离所有黑点直线距离最短的线，就是社会自发规则雏形示意线。
完美的商业社会秩序就是完全贴合X轴，这样所有的产出都由创造产生，GDP最大。当然这是不现实的，只能是越贴近X轴的自发社会秩序与现代经济匹配度越好。譬如，新教信仰或许就较为贴合X轴，这导致了农业社会儒教信仰对经济的良性促进模式，到商业社会新教信仰对商业社会良性促进模式的切换。
再来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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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种社会秩序之下，社会成本就高得多，分工中再分配模式成分更重，Y值大，这虽然对个体有利（收入为X+Y），但各个黑点的X值叠加才是社会GDP总值，Y值叠加越大代表社会秩序与现代经济秩序的匹配度越差，分工的无谓损耗越多，而金融收益几乎都在Y轴，一个社会金融总收益越高，经济越差。
这是一种社会成本高的模式，社会自发秩序偏离完美商业秩序过远，不止会体现在税收加重（或灰色领域多），还体现在各种无谓损耗中。这会导致理论上看，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先发国家的经济秩序似乎经济尚有潜力，但实际上由于社会高成本压制，潜力已耗尽。
后发国家在技术与外需带动的经济追赶过程中，并没有来得及重塑更加贴近商业社会的信仰及秩序，高成本社会模式弊端被经济快速增长掩盖。
及至经济潜力耗尽，经济下滑却会带动社会秩序恶化，进入一种经济表现与社会秩序的反身性杀跌循环中，在经济下滑过程中试图塑造更加贴合商业社会的信仰，却会因经济下滑会对社会秩序的杀跌而难度骤增，几无可能。
或许需要一种打破揉碎来重新塑造，过程倍感痛苦，拉美陷阱则是典型代表。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后发劣势（杨小凯首提）。
04
经济表现与社会秩序的反身性
这种社会良序却需要一种间接的、放大的利己效果的加强来反馈强化，一个人付出善心（利他），却无法自社会秩序中得到反馈，就会逐渐转变不再付出善心，进而演变为自私型利己，发生互害行为，社会良序不再。
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自由秩序原理》，亚当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经济秩序理论《国富论》，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金融炼金术》，三位大师的理论在这里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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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禀实而知礼节，经济表现好会与社会秩序良性反馈，犹如股票的追涨过程。而反之，经济表现不好却会导致社会秩序变差，进而经济表现恶化，进入反复相互杀跌过程。
由此可以理解到，当社会一切向钱看的时候，恰恰是贫穷的开始。
在一种狂热的气氛影响下，每个人都想快速赚钱，而无论多么快速的实业赚钱模式，也比不上以再分配（抢掠模式）手段，将别人多年的储蓄迅速变为自己的。中国目前已经具有只重利己（已具有初步互害式利己特征），不重利他至利己反馈的迹象，社会秩序对经济表现的杀跌特征已有所显现。
在上图社会高成本模式中，可以理解到Y值累加变大，代表社会损耗加大，X值累加变少，GDP下降，进而对社会良序失去信心，互害型利己盛行，经济迅速杀跌，社会分工链多米诺骨牌倒塌，跌入谷底。
等待信仰的重建，将社会秩序拉出深渊，才能拉动经济反弹。
05
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
历史长河的绝大多数时间，并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只会发生社会危机，来源于土地出产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脱产者队伍的剥削。
但至近代，经济危机却并不源于产能不足的问题，而源于需求不足，更准确地说，是分工过程中，任一环节因需求不足而断裂就会导致分工的多米诺骨牌的轰然倒塌。
在20世纪，问题更加严重化，1930年美国大萧条代表着一种新的危机模式，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一名词源于辜朝明的《大衰退》。
看人生成败,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刘欢歌曲《从头再来》。
与普通经济危机或许代表着资产归零，从头再来相比，资产负债表衰退不仅仅如此，而是代表着资产归负，后半生也许只能在偿债中度日，这抹灭了美好生活的希望，信仰崩塌，导致严重的社会秩序恶化。
资产负债表衰退还代表着，银行的抵押物大减值，这一般会伴随银行危机，货币——经济社会最重要的润滑剂——可能发生问题。
如何解决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许值得探究，这有助于探寻未来可能发展趋势。
由于GDP下降或资产价格下降都将对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导致社会秩序与经济表现进入杀跌循环。防范的可选项有三：
1） 强化信仰
加速模仿或采用大众所期的高效模式（是否真的高效是另一个问题，重点是信心——信仰问题），以此树立民众对未来的信心，使民众相信困难只是短期，减少经济问题对社会秩序的杀跌，抑制杀跌循环。
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众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就深具信心。又如日美在1970年代大滞涨时的选择，实施小政府化，减税。此时哈耶克等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欧美社会上已广为流传，民众相信采用这种方法会在长期解决经济问题，树立了解决问题的信心，强化了信仰的基点——美好生活的期望。
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积极财政可以拉动GDP不下滑，宽松货币政策可以托住资产价格不下滑。但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单独国家已经无法捍卫其资产价格。宽松货币政策受国家间货币竞争影响日渐束缚。
防止社会进入杀跌循环，将问题寄望未来解决（没有解决只是推后），更加依赖积极财政政策。比如日本1990年大衰退。其时日本资产价格泡沫受制于资本外流影响无法依赖宽松货币政策，进而爆破，但是日本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府大加杠杆，将居民杠杆和企业杠杆转移至政府身上，配合外需拉动，也维持了GDP基本不变。大约在15年内基本解决了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归负问题。
但这并不是日本的结局，日本政府的杠杆仍在且进一步扩大，未来杠杆转移给谁？杠杆仍在，而久横必跌。
亚当斯密说：“只有快速进步的社会，大多数人民，即相对底层的人民，才是最幸福和最舒适的状态，劳动成果才能为大多数人所分享“。社会需要进步，社会进步可以掩盖很多矛盾，而一旦经济增速不够，掩盖的矛盾将剧烈反弹爆发。一个静止的社会，有多少兴起者，就有多少衰落者。相对多数的人群由于资源和信息的局限，必然越来越衰落。日本民众的死宅与不婚不爱文化或许缘来与此。而一个衰落的社会，相对多数必然会极为悲惨。譬如委内瑞拉。
静止令人乏味，则让人悲哀。
3） 加速开发外需
中国1994海南房产泡沫、日本1990大衰退、德国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皆依赖与强大外需将经济拖出泥潭。遏制了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杀跌循环。比如日本的1990年之后的经济如没有外需拉动，GDP增速将转负，或将陷入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杀跌循环。
06
中国应对措施及选择
政治局会议来看，主要落实在第二点（参考上段文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加速提效和继续减税降费。货币政策的表达为稳健，符合国家货币竞争之下受束缚的表现。
而信仰源自对外来成功模式的模仿，此处略过。
外需，此处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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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还未发生衰退的示意图，将供需之间的价格干扰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社会成本，一类为金融成本。
以中国最近数据M2增速8.5%和社融增速10.9%来看，显示金融成本仍在逐步加大，以GDP增速稳步下降来看，社会成本下降速度低于金融成本增加。供需之间价格干扰扩大，压制经济增速下降（水平轴数量可视作GDP）。
4月，政治局会议提出：”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7 月，政治局会议则提出：“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
口径的转变显示，杠杆置换（结构性去杠杆）转向全面性去杠杆，但仍力图控制债务爆破节奏。全面去杠杆会降低金融总成本，利于经济减负，但同时对资产泡沫影响加大。
很明显，国家货币竞争之下，尽管目前尚在维持资产价格，但资产价格泡沫根本不可能被托住，中国未来的防范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选项或许只有两项（托住资产价格和外需被排除）：
1） 积极财政
参考日本，房产泡沫爆破而以积极财政托住GDP和资产价格，防范经济表现对社会秩序的杀跌循环。但这仅仅是一种杠杆转移，不是解决问题而仅仅是推后，日本在1990年之前有多年财政盈余，腾挪空间较大。以中国目前国企负债百万亿和地方政府债务高居不下来看，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腾挪空间。
2） 减少社会管理成本（信仰）
参考低社会成本损耗示意图，选用低损耗模式也可以强化居民对解决问题的信心——强化信仰，这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但考虑经济下滑或资产泡沫爆破都将造成社会自发秩序恶化，这又反会加大社会管理成本。或许需要做出极大化的社会管理模式改进方可对冲。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却不会简单的重复。
又来人来拉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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