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栏欲言
美国的政治倾向与经济周期深具关联，而美国的经济周期作为世界经济周期的主导力量，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
01
东西方商业伦理异同
1494年，宗教改革家萨沃纳罗拉领导人民起义驱逐了统治集团梅迪奇家族，马基雅维利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1512年，梅迪奇家族卷土重来。佛罗伦萨共和国覆灭，随之马基雅维利结束了其十余年的政治生涯并入狱。1513年3月出狱后，马基雅维利在乡下过着贫困的农民生活，但并没有放弃他的政治梦想，在务农期间，马基雅维利写下《君主论》，希望当权的统治者梅迪奇家族可以启用他，但并没有回应。
1927年5月8日，梅迪奇家族再次被佛罗伦萨人民起义推翻，恢复共和国。马基雅维利希望可以在共和国政府复官，但没能如愿，不久病死。几年后，共和国再次被梅迪奇家族推翻。
马基雅维利死后五年，1532年，《君主论》在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赞助下出版，此后的几百年间，有人将其视为经典，有人将其视为毒草。恩格斯曾经称赞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马克思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研究“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并且“使政治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二战前后，意大利还曾经重印此书向墨索里尼献礼。
然而正是政治理论摆脱了道德，君主论中充满了实用主义，认为只要有利于君主统治，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君主论》是西方历史十大名著之一，与东方的《商君书》一般，书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凸显，成为中西方历史上两大毁多于誉的名著。在此时，东西方的思想，尤其是商业伦理的差异似乎并不明显。与此相对应，经济差异也并不明显。
《君主论》只是马基雅维利四本书中的一本，在其另一本书《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明确阐明自己的理想社会是以古罗马共和国为楷模，也认为应当重视道德，但在意大利当时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之下，《君主论》是现实与理想的妥协。
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似乎很契合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王道与霸道之争。《君主论》走的是霸道路线只重视目的不重视手段，而《李维史论》则似乎侧重于王道，目的和手段都重要。
《君主论》是一本应时而生的巨著，应时二字意味着自书中可以窥探出欧洲当时的思想背景。但时至今日，承平日久，只重目的，不重手段的流弊仍在四处显现。苏丹红、毒奶粉、腊死猪等等行为只求利润而不择手段，商业伦理弱化，一种反噬正在形成，人人害人而人人自危。这都说明目的很重要，手段更重要。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巨变的历史节点，1789年7月14日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导致君主制土崩瓦解。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思想政治领域里，有三种改革国家的政治学说，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制，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制，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
最终法国选择了民主共和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武器，更是商业伦理的基石。《社会契约论》始终是在解决一个问题，如何找到一个能把法律至于一切人之上的政府形式。
卢梭认为存在一种外力，人在原始状态下的生存障碍如此之大，已经超过了个人所能运用力量的极限，从而原始状态不可能存续。社会生活汇聚起个人力量，拓展了生存空间，但社会的存在需要一种原始约定（而非天赋君权），即所有人在最初都同意这个共同约定。
卢梭说道：“只有在义务的呼声取代替了生理的冲动和权利代替了贪欲的时候，此前只关心他自己的人才发现他今后不能不按照原则行事，即在听从他的天性驱动前先要问一问他的理性“。共同约定形成后，所有人按照共同约定行事，违反约定则受到惩罚。共同约定形成后，人从自然状态转变为社会状态，共同约定转化为道德和法制，道德是一种不强制但受到赞誉的共同约定，而法制是一种强制执行的共同约定，道德和法制取代了本能，形成社会秩序。
在当今社会，共同约定已经宪法化，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概念。个人财产权不受侵犯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约定，而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也是一个共同约定。
东西方思想和商业伦理的差异化，由此开始。经济发展，也就此分道扬镳，此后西方经济突飞猛进，东方经济停滞不前。
商业社会相对农业社会是高效的，而效率源自分工和交换，分工和交换的基础，是契约。
02
美国右倾和左倾
《社会契约论》出版于18世纪，但在17世纪初，《五月花号公约》签订，成为美国立国之本。这说明了《社会契约论》也是一个时代思想的反映。
1620年的双11，并没有购物节，在马萨诸塞海岸科德角抛锚的一艘帆船上，41名成年男性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个公民自制团体，这就是《五月花号公约》。此后这种模式的自治团体在新大陆一再出现，对美国的影响贯穿了从签订之始到如今，他是美国建国的奠基，也是美国的信仰。
传统上可以用政府干预力度大小来界定政策（主要为经济政策）左右，那么美国从立国之始就是极右。政府被限制仅扮演“守夜人“角色，这又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时期。
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峰，时任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憎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赞赏无为而治，立志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管事的总统。他说：“即使联邦政府不再存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普通老百姓也不会察觉有什么两样”。在柯立芝时代，美国经济异常繁荣，古典自由主义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也是美国右倾的巅峰。
1929年，繁荣戛然而止，美国陷入大萧条，经济长时间不见起色，民怨四起。佛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3月4日宣誓就职，实施新政对抗萧条，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府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这是美国大政府化之始，美国开始左倾。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性大萧条带给人们生活的无助感，刺激了人们寄望政府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来保障个人稳定生活的诉求，有两种左倾思想脱颖而出，即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欧美选择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模式，直至70年代欧美陷入滞涨。
在20-40年代，哈耶克进行了两场论战，一场是就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探讨，另一场是与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论战。两场论战中，哈耶克思想有一点是统一的，即政府应该如何市场中如何发挥作用，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认为，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府干预是朝着极权主义的的方向倒退。哈耶克的经济观点被称归纳为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发挥作用，但只限于市场力所不能及的领域。
但在当时的社会诉求下（希望政府保障个人生活的稳定），社会具有左倾基础，哈耶克两战皆败。直至70年代的西方整体的滞涨，验证了哈耶克理论的正确性，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哈耶克的理论，随后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开始采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仅以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理论，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再次小政府化，重新右倾。此后克林顿当政时曾公开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一进程在小布什任期内达到巅峰，小布什在对外战争费用飙升的情况下仍然在推动对富人减税，似乎已经将小政府化视为政治正确。
2008年，次贷危机，民主党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当任第一年迅速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第二年制定号称“奥巴马医改“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改革法案》，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多得—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美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的干预力度开始反弹，美国再次出现左倾倾向。其后，共和党造反派特朗普上台，继续采用加强政府干预模式，并没有回到传统共和党建制派小政府化的轨道上来。
03
美国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
美国几次左倾与右倾持续时间均长达几十年，中间政党多次轮替也并未改变趋势，这显示左右倾是由美国大众情绪所主导而非政党。这其实也理所当然，美国政党需要讨好选民才能执政。
以历史来看，美国第一次左倾强化时间段是1933-1973，接着转右倾，80年代开始右倾强化，直至2008年开始出现左倾，至目前左倾强化的苗头已经出现。
左右倾转变的节点都与经济危机息息相关，1930年代左倾，是由美国大萧条导致。1970年代的右倾是由欧美长期滞涨导致。2008年左倾现象再次抬头，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目前有进一步强化的迹象。
以周金涛先生所强调的雅各布·范杜因长波周期来看。1929-1973是一个完整的，以萧条开始，又以萧条结束的长波周期，历时44年，同时也可以发现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美国政治左倾时期。而1973-2020？（47年?）或将又是一个完整的长波周期，同时会是美国政治右倾时期。趋势来看，以经济危机（2020？）为起点，后续几十年将是美国政治的左倾强化时期。
生存和繁衍的两大本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生存竞争属于即对外又对内的竞争，总体上侧重于效率，而繁衍竞争则相反，侧重于公平。效率和公平两者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缺一则社会崩塌，经济与政治自然也无从谈起。右倾提升效率，左倾提升公平，右倾的极致代表公平的缺失，左倾的极致代表效率的低效。政治与经济由此挂钩。
当前，美国是世界经济周期的主导者，美国的政治周期也将扩散影响整个世界经济。
04
市场不关注公平
欧美在此时期名义上虽然右倾，事实上政府干预力度（主要为美联储）仍极为强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小政府化。美欧在1980年代的右倾，采纳了部分哈耶克的观点，却又没有全盘接受哈耶克的观点，更多采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干预主义（将货币作为单一手段干预经济），但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指出，干预一旦开始，干预力度就只能逐步加大，否则后果将集中爆发，这导致货币主义所制造的最微小的通胀最终也会导致通胀失控。
弗里德曼自己也曾于1967年发表演讲指出，假定某一国家的央行试图以接受更高的通胀为代价来增加产出和就业，一旦市场参与者将通胀预期纳入行为中，失业将全无改良而通胀却将居高不下，假定央行依然追求过高的就业目标，将陷入恶性通胀。
哈耶克青年时期在奥地利度过，对纳粹德国的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接触；另一半时间在美国和英国度过，两种生活的差异化对其思想影响巨大，其一生追求个人自由。他在《自由宪章》强调有自由才是效率之源，但对效率必然会导致的贫富分化问题，哈耶克并未深入下去，相反其认为贫富分化有利于产业升级，将惠及经济效率。这似乎显示哈耶克并没有太多顾虑财富公平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应该承认适度的贫富分化，部分人拥有更高的消费能力确实有利于高新技术的面世，并逐渐将产品量化惠及全体。但侧重效率定会伴随着贫富分化最终不可容忍的加深，冲击社会秩序。事实上哈耶克侧重于社会自发秩序，而当今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贫富的快速分化，社会自发秩序得不到充分的时间进化，贫富的快速分化已经严重冲击了自发秩序的根基——道德，而最具效率的市场，恰恰没有道德。
或许因为这会牵扯到投资资产的损益，金融做空大师似乎比学者对这种现象（公平与效率的失衡）敏感度更高。在2003年出版的《索罗斯论全球化》一书中，索罗斯就对当今世界公平性的缺失深具忧心，其指出，全球贸易只重效率无视公平，公平性的缺失最终会引发民粹主义，导致全球化的倒退。目前，全球化的倒退已经出现。
05
美国左转对经济的影响
1980年代美国再次右转，实际上并未大幅缩减政府力量。无论是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还是小布什政府对外战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这两届政府都以减税来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代价就是债务的狂飙。
这实际上是以透支未来，来平衡当前社会的公平与效率。
经济学理论指出，政府借债的同时减少了私营部门可借资金，仅是将高效率私企投资置换为低效政府投资，政府借内债对经济效率没有帮助。但政府借外债显然不同，无疑是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大量的政府债务还提供了公共服务，有助于实现公平。
自美国历史来看，美国具有强烈的土地渴望，自建国之初驱逐印第安人、吞并俄勒冈、兼并德克萨斯、侵略墨西哥、购买阿拉斯加，乃至吞并夏威夷。但在1970年代后，美国的土地饥渴症迅速消退。其原因无外乎是因为财富的创造主体已自土地转移至产业资本，并逐步转化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四处流动的，他可不象土地一样不会跑，土地战争必要性大幅下降，金融战取而代之。
美国显然掌握了金融战精髓，1980年代，鉴于大规模石油美元在海外流动，美国开始设计吸引热钱回流，吸引其投资美国国债，借入海外的资金来平衡美国社会公平与效率，代价是别国的金融崩溃。海外资金流入美国政府，使其有能力保障美国的效率（少收税）而兼顾公平（政府公共服务），这是一种撕裂化程度不断加深模式，润滑剂是债务，不断扩大的债务。
伴随着美国左倾强化迹象，政府干预能力要求强化，这需要资金的支持，也会影响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特朗普的强化政府干预伴随着减税，能力源自美国债务的急速扩张，仍然是以债务稳定美国国内的相对公平。相对公平源于提高社会保障（再转移）、提升就业机会、提供工资收入等。
这导致：
1） 为满足政府债务扩张，美国有动力加强对美元资金回流的吸引。
2） 全球化的根本是全球竞争，为提升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美国多数人群有要求政府保护自己少受海外竞争的诉求（消减贸易逆差）。而寄望政府保护的左倾趋势一旦形成，影响将不仅仅局限于全球化倒退。
以上两点关系是矛盾的，美国消减贸易逆差的努力，从长期看代表了海外对美国的投资减少，美国的政府债务扩张就会失去强力支撑，政府再转移缓解社会不公平的能力会受到影响，逆差消减甚至会导致美元世界货币地位受到威胁。而假如美联储印钞支撑债务扩张，美元会对外输出，背面即贸易逆差，就业机会受到影响。
伴随着美国左倾的强化，影响或体现在几个方面。
1） 对外，全球化倒退。
2） 财政政策，美国左倾或将参考1933年的新政，强化对经济的托底。但海外美元减少，美国借债模式或难以为继，或借鉴罗斯福新政加税，加税实施时机或选择资金避险进入美国后。
3） 货币政策，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会刺激美元外流，背面即逆差扩大，就业机会消减，有悖于左倾之下的社会诉求。美联储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已经渐趋极限，美国面临加息选项，金融资产中蓄积的资金将带给通胀以极高的压力，刺激加息。以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市场和美联储的角力进程来看，2016年5月-7月，次贷危机风险初显，随后美联储发力将美股推上新高，直至2007年10月，创下14279点，随后震荡下行2008年10月加速，最终滑落至6400点，腰斩大半。以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和美股带病10年大涨已至28600点来看，个人认为明年美股面临高位腰斩风险。
三者皆会驱动美国经济下行，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其左倾必将深远影响世界经济周期运转。驱动世界经济运行风险进一步加大。
END
冬至大过年，祝大家冬至快乐，吃好喝好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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