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财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4月底的时候，有人举办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研讨会：
“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专题会。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刘尚希提出：
新的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普通人估计一听就蒙圈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么高大上的词汇，而且又是由财政部下属的核心智囊机构提出来的，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且又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那还不赶紧实施？
且慢，先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财政赤字货币化。
历史以来，一个正常的、有信用的政府，要花钱，有且只有3种途径：
1. 向民众收税；
2. 政府办企业赚钱（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收税）；
3. 向民众借钱（发行国债，以后偿还）。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正常的、有信用的政府。如果在“新的条件下”，社会处于“不正常”状态，或者政府不在乎自己的信用，那政府还有第4条和第5条途径：
从民众那里抢钱，或者偷钱。
所谓“抢钱”，自然就是随便找个理由，强制抢劫和没收普通人的财富；
所谓“偷钱”，换个高大上的说法，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直接印钞。因为印钞是直接贬值货币，让全体货币持有人在不知不觉中分担了政府的花销，所以就是典型的“偷钱”。
想想这次专题研讨会的举办方，真是感到莫大的讽刺。
主办方，“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据说是专门为中国人做财富管理的一个民间智库，但其理事长由原中国银监会主席、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担任，其顾问委员更是包括曾经的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全国社保基金会副理事长王忠民、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等人，绝非普普通通的民间智库。另外的一个举办方，就是国家财政部直属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你看看，一个专注于为中国人做财富管理的机构所举办的研讨会上，财政部直属的智囊机构负责人抛出来一个论题：
建议政府直接从民众那里偷钱！
看来，中国做财富管理的人，需要讨论一下政府来自己这里偷钱的合理性——我马上想起来，中国疫情初起的时候，各地新闻机构争相报道，不少贫苦民众冲到政府机构那里，扔下1万元就跑，要求把自己的钱用于抗疫，这可真是一脉相承啊！
看来，来到政府这里，“扔下1万元就跑”的人还是太少太少了。如果全国十几亿人，每个人都冲到政府机构这里，扔下1万元就跑，国家一下子就能多出来十几万亿元，何必还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把手直接伸进民众的口袋里？要知道，根据刘院长的建议，也就是让央行直接购买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而已……
难道，是这届群众不行，所以才需要“财政赤字货币化”？
暂且先不管这届群众行还是不行，我们还是来好好看看，刘尚希院长为什么会提出“偷钱”这样的建议，而他的建议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2018年8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政府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要求；2020年4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对疫情防控的形势，中央又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
当然，这是我们一贯的“既要……又要……”的延续，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
钱从哪里来？
按照我们前面讲到的政府花钱的途径，要么收税发债，要么抢钱偷钱。在COVID-19疫情的冲击之下，因为企业停摆，民众消费剧烈下降等原因，政府财政收入第一季度已经出现剧烈下降，半数以上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0%，预计第二季度还将处于下降通道中——收税的这条腿已经完全瘸了，国企赚钱也指望不上，抢劫那不是文明国家所为……
于是，就只剩下两个选项：
借钱（正常发行国债，从市场筹集资金）；
还是偷钱（财政赤字货币化，或换个说法，就是发行0利率国债，央行直接购买）？
刘院长认为，“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正常的发行国债从市场上借钱太麻烦，而且金融机构和老百姓如果把钱借给政府，会造成市场上的信贷资金减少、市场融资成本上升，而且最终还钱的时候利息还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这简直是太不为国为民了……
另一方面，当前央行主导下的金融体系，对大企业是畅通的，对国有企业是畅通的，但各种贷款和融资都很难到达实体企业，但对实体经济的几千万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来说，
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15年以来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一直在下降，这显然说明货币政策必须要配合财政政策才能起到作用。
我直接截取刘院长的一段话（如下图），你就能看出来，刘院长是多么地为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低收入阶层考虑，说到底，要想应对疫情冲击，要想实现社会正义，要想兼顾效率与公平，要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要想建成小康社会，就应该从所有人那里偷一大笔钱——5万亿元，然后把钱交给财政部来处理……
关于赤字货币化可能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影响央行的独立性的问题，刘院长则祭出了国家利益就是国家信用的大旗。
你看看，中国这些官方智库每提出一项政策建议，从来没有什么部门利益，没有个人利益，都是满腔热血为国为民，全心全意为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众着想，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更为了正义在人间普及。用刘院长的话来说：
在国家利益面前，没有部门利益。如果在国家利益面前还讲部门利益，就是没有大局观，这与中央反复讲“大局意识”是相违背的。
可惜的是，我想起来的，却是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那句话：
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由善意铺就。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by kindness.
刘院长提到了80年代中国关于财政赤字的争论，作为专业人士，他应该很清楚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一直都在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平反，农民粮食收购价提高，消费品价格闯关，当然最核心的是国有企业纾困……
政府的收入远远不够用于支出，所以一直都是央行印钞机直接开动，从全国人民那里偷钱偷钱再偷钱……
一直偷钱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每隔5年左右，就出现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1984年、1988-1989年、1993-1994年，中国的官方CPI指数都出现飙升，整个社会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
由于财政赤字货币化得不到控制，到了1993-1994年，官方统计数据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24%，人民币在国际国内都信誉尽失。正因为如此，1993年到1995年，国家副总理朱镕基不得不亲自担任央行行长，处理货币信用问题。
在时任政府不断努力推动之下，199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从法律上明确了中国货币发行一定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规定了中央政府财政出现赤字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人民银行不得直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为了给人民币重建信用，中国人民银行还实施了汇率制度改革，将原来的汇率双轨制（汇率分官方汇率和贸易汇率）取消，实施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在1994年元旦，人民币官方汇率瞬间贬值46%，人民币与美元非正式挂钩，汇率只能在1美元兑8.27至8.28元人民币这非常窄的范围内浮动——人民币不得不借助美元来重建信用。
稳定的汇率为外贸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基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土地资源、中国政府不断建设的基础设施，使得中国一步步成为今天的“世界工厂”。
在绑定到美元身上直到今天，人民币广义货币发行量由1994年末的4.7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4月份的209万亿元，数量上扩张了40倍还多，但从未出现过CPI超过10%的通货膨胀，这其中，不能从民众那里“偷钱”的法律规定，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根据刘院长的意思，在新冠疫情袭击这样的“特殊时期”，修改一下法律，让央行直接印钱给财政部花，适度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并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所有吸毒的瘾君子们，第一次吸毒的时候，也都强调说“特殊时期”，也认为“适度吸毒”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但最后呢，为什么一个个都变成毒瘾犯了？
为什么要制定《中国人民银行法》来约束政府赤字货币化，约束政府直接印钞偷钱的习惯，就是因为吸毒的事儿，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并没有什么特殊时期、偶尔一下……
反过来说，我们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下，如果政府真能做到“适度的”财政赤字货币化，1993年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制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岂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更何况，真凭空印出来这么一大笔钱，财政部难道真的能做到像刘院长所说的那样，把钱100%用到中小微企业，用到民生工程，用到低收入阶层，能够促进经济迅速复苏……
进一步地，如果真能做到这样，近几年来，中国财政收入每年都额外增加超过2万亿元，结果够政府花了么？
老实说，政府想花钱，别说财政赤字货币化印上5万亿元，哪怕接下来印10万亿，印100万亿元，我也觉得不够花，1948-1949年的国民政府，不就干过这样的事情么？
关于刘院长提到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就很委婉地反问了4条：
1）我们的财政政策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为主，还是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主；
2）当前解决就业问题是加大政府投资或政府补贴投资为主，还是救助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为主；
3）财政对困难人群的救助能否精准，减少跑冒滴漏；
4）当前情况下用结构性信贷政策与用财政政策调结构哪个相对更有效率。
至于刘院长声称的欧美日等国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没有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我们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应该也不会有问题，这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疫情来袭，欧美日英的确都在搞事实上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特别是英国干脆明确提出，疫情期间央行可以直接购买国债，我们为啥就不行呢？
我这里给总结3条原因。
1）美欧日英属于货币政策都用尽了，名义利率降到0，国债收益率给买成负值或0，相当于一个人生病到了濒临死亡，所有措施都用尽了，不得不让他吸口毒品缓一缓，我们中国，目前一个活蹦乱跳的正常人，为什么要刻意选择吸毒这条路呢？
2）欧美日英，它们的货币在世界上历来都是最有信用的货币，也有其他经济体帮它们分担通胀问题，所以它们吸毒暂时没啥大问题，但持续吸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我们不看人家的货币都是有上百年信用积累，只看着人家现在印钞，所以就要跟着学，而且学人家的效率还很低，无法像人家那样真正做到把钱花在增进社会公平方面，有什么可学的呢？
3）欧美日英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并非没有通货膨胀，而是这些额外的资金，都造成了资产价格的通胀——美国股市2009年以来涨了4倍，日本和欧洲的债券涨到了荒唐的负收益率，中国前两年隐形的财政赤字货币化（2015年的地方债纳入央行的抵押品）同样造成了股市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其危害迄今都在……
现在，干脆说欧美的经验显示，财政赤字货币化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这真是叫个睁眼说瞎话。如果政府非要把通货膨胀的价格就定义在手机和电脑上，那其实可以说，全世界从来都没有任何通货膨胀，只有一年比一年严重的通货紧缩罢了……
在中国资本市场目前仍然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可以正常地向市场发行国债来借钱的时候，却硬要选择“偷钱”的思路，总感觉这种“财政科学研究”，似乎有点太欺负人民群众了。
有人可能又会说，以当前全世界的这种信用货币体系，发行国债借钱，借到最后，无非也是不断借新债还旧债（就和地方债一样），赖账不还，这和偷钱又有什么区别？
要我说，还是有很大很大区别的！
想想看，一个人的钱，如果是求爷爷告奶奶借来的，他花钱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也许他最终还是还不上这些债务，但任何一个稍稍负点儿责任的人，在他花钱的时候，是不是会谨慎那么一点点，会想到有个还钱的压力在那里，不敢随意胡花乱花。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钱是偷来的，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主人翁意识”，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再加上对政府的全方位监督缺失，接下来，好听一点儿的说法，就是“政府行为失范”，直白一点儿说，就是政府的思维会与窃-格瓦拉趋同：
“也就只能偷了，打工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信用货币体系之下，明知道政府最终不可能足值还上它所借的钱，但如果没有别的选择，我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宁愿它采用借我钱的方式，也不愿它采用偷我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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