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请易南昌书

一、历史

江西的历史，与鄱阳湖的地理特征息息相关。鄱阳湖并非是地理上成型的大型湖泊，它在秦汉时期的面积较小，是一连串的小型湖泊及沼泽地，史称“彭泽”。唐中期之后，鄱阳湖周边地区开始出现持续性水患灾害，湖面逐渐扩大并发展成连片的大湖，并最终发展成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与内陆湖息息相伴的，永远都是持续不断的水患灾害。根据地方志记载，清代268年中，鄱阳湖流域无水灾年份只有25年，其余243年至少有一县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水灾。这种持续性的水患，导致江西地区始终未能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也难以出现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箭头方向为水流方向）

江西北部河流密集，鄱阳湖更是五水汇聚（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一旦夏秋之际江西境内降雨量过大，洪水汇聚鄱阳湖，水位就会随之大涨。此时如果恰逢长江流域出现洪峰，江水倒灌鄱阳湖，鄱阳湖流域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水患灾害。这种水患频繁的局面从唐中期开始持续至今，没有大的改善。鄱阳湖流域最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始于明代中期的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间，以当时受水患最严重的南昌府为中心，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沿湖兴修圩堤，以求锁住湖面，抵御水患。此后明清两代，圩堤建设成为了地方官员的治赣常策。然而由于鄱阳湖地区的特殊地形，雨季长江洪水倒灌，以圩堤锁湖之策，并不能发挥良好的效果。因此江西一地虽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理论上属于我国的主产粮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但江西长期不能承担与其地理区位相匹配的赋税。明后期的万历年间，朝廷岁入约2千万两白银，而江西全省仅能上缴80-100万两，不足江浙地区的一府之地所缴。就当时的两京十三省的行政区划来说，江西所纳赋税不足二十分之一，远未达到其应承担的税额（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文库，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清代之后，江西在赋税上的大规模拖欠和豁免成为了政治常态。每过五到十年，满清朝廷就被迫要发布敕令，以水患为由，免除江西的欠税，并给予赈济。如嘉庆九年，上谕：“江西省滨临江湖各县被淹田亩，惟德化县之桑落、赤松二乡，成灾七八分不等，其南昌、新建等县低田间有被淹，高田仍属有收，勘不成灾，被水之初即经降旨谕令抚恤，酌给一月口粮。”再如顺治十三年，朝廷批复：“八年拖欠钱粮著蠲免。”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江西省的首府，南昌的历史地位一直非常尴尬。南昌在地理上，恰好位于鄱阳湖水系的环抱之中。鄱阳湖但凡发生水患，每次都少不了南昌的份。可以说，南昌其实在地理上是最不合适作为省会的城市，没有之一。如果要以风调雨顺人杰地灵作为首府选择出发点的话，江西最合适作为省会的城市，其实是吉安。吉安号称赣中粮仓，是江西最重要的产粮区。并且吉安文风昌盛，白鹭洲书院天下闻名。整个明代科举考试一共录取了24898名进士，明代333个州府（地级市），吉安一府之地就录取了837人（占比3.4%），远远超过省府南昌的643人。《明史》称：“国初馆阁莫盛于江西，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讲的就是吉安一地，文风璀璨，在科举领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这么说吧：如果宋代之后，江西在首府的选择问题上，完全放弃南昌，转移到吉安，不在水患频繁的环鄱阳湖地区投入那么多经济和政治资源的话，那么江西经济将会比现在好得多。选择南昌这个最不合适的地方作为首府，并且永不改正，这是江西犯下的最大的历史性错误。

二、现代南昌

作为省会，最重要的经济表现，就是“经济首位度”，也就是省会城市在全省的经济地位。在这一章我们将会首先对比包括南昌在内的中部七个省会在2020年的六大关键经济首位度指标，这六大指标分别是：GDP，这是经济总量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这是实业指标；常住人口，人口聚集当然是城市首位度提升的表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经济活动频繁，一定会带来旺盛的消费；进出口总额，外贸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路径；最后一项是公共财政支出，比较的是政府财政的倾斜程度。本来使用财政收入这个数据也可以，不过收入数据存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成以及转移支付的问题，地方财政收入数据失真，而支出则是统一的，不存在失真问题。首府的财政支出占全省的支出比值越大，无疑其经济首位度越高。

对六大指标进行算术平均，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相对科学的经济首位度指标。根据这样的计算结果，我们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南宁在中部省会中的经济首位度指标最低，仅18.8%；而南昌排名倒数第二，20.5%。其它省会，将这两个负面典型，远远的抛在了后面。

好吧，南宁的经济首位度倒数第一，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南宁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广西的重要城市。明清时期广西布政司的治所一直都是桂林，南宁只是作为府城（相当于地级市）存在。抗战时期南宁曾经短暂的被当时的桂系军阀作为首府，但很快首府还是搬去了桂林。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南宁才被正式确立为省会。就广西地区的老百姓而言，对南宁是缺乏认同感的。桂林和柳州人民基本上不会去南宁购物，也不愿意到南宁买房。不过，即便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南宁依然在艰难的一步步的提升首位度。

从数据上看，从2006年到2020年，南宁的首位度综合指标从16.8%缓慢的提升到了18.8%，上升了两个百分点。其中提升幅度最大的指标就是进出口指标，占比从13.9%迅速上升到了20.3%，这当然得益于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

而回头看南昌。南昌的经济首位度综合指标，近15年来没有任何提升，始终维持在21%左右，甚至还有微弱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下降，说明南昌不能吸纳实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下降，说明南昌不能作为全省的商贸中心，不能吸纳消费。

各位，南昌作为江西的省会，已经有1500年了。如果说江西人民对南昌缺乏认同感，这当然是开玩笑。之所以江西的产业、消费、外贸全都不向南昌聚集，唯一的原因，只能是一条：南昌不适合发展经济。一个时刻都处于鄱阳湖水系的洪水威胁之下的省会，它当然不可能建设出高质量的产业园区，也不可能提供安全稳定的交通物流。所以珠三角向江西进行产业转移，服装、陶瓷和五金这些基础工业去了赣州，相对高级一点的电子信息和机械装备则去了条件更优越的吉安，根本没人会选择去南昌。

（2020年7月12日，新华网照片，南昌市秋水广场，洪水过境）

南昌地势低洼，水网密布，水域面积占全市面积的比值高达29.8%，是中国为数极少的水网城市。南昌年降雨量1600-1700㎜，但分布极不均匀，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频繁。这两点，再与雨季排水不畅的鄱阳湖水系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南昌经济的硬伤：它几乎不符合所有大型制造产业的选址条件要求。所以南昌只能小打小闹的搞一点电动车和微机电，支柱型产业几乎没有。而这么多年来，为了维持南昌的省府地位，江西又不得不连续投入巨资在鄱阳湖水系的基础水利设施建设之上。举例来说，2015年江西因为鄱阳湖治理发行了125亿的地方债；到2017年，又发行了370亿的债。这种连续的投入，又无法给南昌这样的城市导入产业。南昌，因此就如同刺入江西经济之中的三棱匕首，不停的给江西经济放血。而要验证这一点，我们只需要考察一个指标就行了：在很长的时间跨度内，南昌在水利环境上的投入，一定远远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

上表给出了从2003年到2017年南昌的水利环境投入数据。之所以这个表格从2003年开始，并不是我犯懒，不想给出之前的数据，是因为我国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科学系统的分行业统计，就是始于2003年。在数据上，2009年以前，南昌的水利环境投资的占比，远远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把隔壁的长沙远远的抛在了后面。可以想见，在2003年前，南昌在水利环境领域的投入占比会更高，更加远远超过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品。鄱阳湖水患，就是南昌无法治愈的痼疾，它因此完美的错过了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时间。总结起来看，结论已经非常清晰：并不是传说中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忽视了江西，而是江西因为省会的错误选址，而错过了奋起的时机。

所以，对于江西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只有一个建议：将省会从南昌搬到吉安，一了百了，越快越好。

在本文的最后，我要说几句题外话：大泽之侧，不起大城，这应该是从古至今城市选址的基础常识。大城可以临大河，但是不能临大泽。给大河筑堤，是相对简单可行的；但是给大泽筑堤，效果极差，大湖大泽，其实是没有固定边界可言的。除了南昌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省会级别的大城市，选址在大泽大湖的环抱范围内。洞庭湖畔的岳阳，市区面积只有165平方公里，城区常住人口只有101万，整个城市非常袖珍，就是因为大湖之侧，无法容纳太多人口。对比起来，南昌市区面积高达617平方公里，城区人口超过300万。与湖争地的结果，其实只能是人地两失。湖北洪湖水系周边、苏北洪泽湖水系周边，全都是一连串的袖珍型小城市。太湖流域稍微好一点，能孕育出无锡和苏州，这是因为太湖临海，有十几条支流直通出海，洪水发作的几率稍微低一点。在全国范围内，唯一违反大城选址常识的城市，就是南昌。最好玩的是，江西是我国风水学的起源地，江西形势宗风水声名远扬，几乎垄断了历朝历代给帝王选龙穴的工作。就这样，江西居然还选出了最不适宜做省会的南昌，流了上千年的血都不改，也是很有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