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祖克曼（Gabriel Zucman），可以说是研究全球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大家，2018年的时候，他统计了美国/英国/法国从1917年到2017年整整100年的财富分配状况。
例如，根据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SCF）数据，如果从资本收入（非工作和劳动收入）的角度观察，就在2012-2016年，美国1%顶级富豪的资本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整个人群收入的40%以上，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水平。
这段内容读起来有点拗口，我简单翻译一下：
1%的美国顶级富豪，即使不再参加任何工作和劳动，他们每年的睡后收入（资本性收入），也占到了整个社会总收入的40%。
更简单地说，美国的财富阶层固化，已经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水平。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如果从1%顶级富人净财富（总资产-负债）的社会占比来看，最近30年来，虽然美国的贫富差距，整体上在持续拉大，但中间，却出现过3次贫富差距明显缩小的时段（见下图）。
这3次贫富差距明显缩小的时段，分别出现在2000-2003年、2007-2009年以及2019年底到2020年初。
这3个时段，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案是：美国股市不行的时候（见下图，时间段对应极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下面的图表就明白了。
因为，美国1%的顶级富人，财富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由公司股权构成的，而美国底层50%的民众则几乎不持有股权资产。当美国股市不行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些顶级富人的财富没有增长，甚至在大幅缩水，当然就会缩小贫富差距了。
问题恰恰在于——2001年以来，每当美国股市经过大幅度下跌，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缩小的时候，美联储都一定会选择“挺身而出”，利用信用货币可以凭空、无限印钞的“魔术”，要么降息，要么买债，用印钞机给美国资本市场源源不断输送资金，促成股市暴涨。
由此，随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基础货币）和美元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导致了美国顶端富人的资产，相比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在每次经济危机过后，反而得以上升得更快，带来了更严重的贫富差距。
这个情况，在2020年初迄今的一年多时间里，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美国股市的暴涨，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创下其历史最高水平。
股市，就是美国财富贫富差距的核心，这个问题，在“贫富差距，不怪央行能怪谁？”一文中，我已经进行了整体的说明。
就在那篇文章的末尾，我提到，央行印钞会导致民粹主义，很多人觉得我这么说似乎有点缺乏逻辑，所以，这篇文章，我就专门谈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贫富差距，以及为什么如此大的贫富差距会成为民粹主义最好的土壤。
在叙述这个逻辑之前，我们顺便来看一下中国的贫富差距。
2014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课题组，在调查了全国25个省市160个区县14960个家庭的基础上，发布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其中认为，中国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分布已经高达0.73：
- 顶级1%的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34.6%；
- 顶级10%的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62%；
- 中位数以下50%家庭，仅占有全部财产的7.3%；
- 底端25%的家庭，更是仅占有全部财产的1%。
如果觉得这份数据不够权威，201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关于中国家庭财富的调查报告——《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这份报告中，只考虑了中国城镇家庭的财富分配情况，统计了家庭部门的实物资产（房产、商铺、汽车等）与金融资产（存款、股票、基金、保险、债券、公积金等）之和，其总的结果是：“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
不过，与美国家庭财富主体是企业股权不同，中国家庭的财富主体是房子，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户均253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八成。
至于中国家庭净资产的具体分配，是下面这份表格。
简单说，前10%家庭的净资产加起来，占到整个中国家庭净财富的49%，而底层40%的家庭，其资产加起来仅为全国家庭净财富的8.1%。
因为中国的高房价，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大城市，由此还导致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地域分布上也极为明显。
根据央行对30个省市的户均家庭资产统计，北京和上海的户均家庭资产，分别达到了892.8万和806.7万，远远高于东北和西部地区——并不意外的是，这也是中国房价最贵的两个城市。
在央行持续印钞的呵护之下，美股30年来整体持续上涨，且其上涨幅度远超美国广义货币扩张增速，所以美国的贫富差距自然是越来越大；
在央行持续印钞的呵护之下，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最近20年来整体上也一直在持续上涨，且上涨的幅度远远超过广义货币的增速，所以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是越来越大。
美股和中房，在各自央行印钞的加持之下，就是这么着不断拉大各自社会的贫富差距。
随着各国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拉大到一定程度，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平，还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危机的产生，不管美国还是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均贫富”这样的政治口号都越来越认可。
以美国2020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为例，他竞选总统时的经济主张包括：
- 要针对0.1%超富阶层，征收财产税，最高达8%——注意，是每年征收8%；
- 对公司高管收入高于员工中位数50倍以上的公司，征收最高5%的惩罚性公司税，每年；
- 所有年度营收在1亿美元的上市公司，都需要逐渐实现划拨20%的公司股权给员工；
- 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取消所有富人的税收减免；
- ……
桑德斯的激进左派主张，在美国得到了很多人（年轻人为主）的拥护。而与桑德斯互为镜面的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他在2016年的竞选策略是激进右派主张，主张强硬对待中国，对中国商品加税，主张美国普通人的所有不幸都来源于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外国人及商品，以煽动美国民粹主义而上台。
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就是主张社会绝对平等的一种思潮，常常由底层民众、知识分子或政治家发起，其基本的政治思路，就是宣扬“本国的穷人最道德”。
对内，民粹主义以反精英主义和反智主义方式表达诉求，如仇官、仇富、仇精英，要求的是平等、公平和正义；
对外，民粹主义则与民族主义合流，有着强人崇拜的历史情结，形成以排外、仇外为指向的狭隘民族主义；
无论对内或对外，民粹主义对各种似是而非的“本国民众受迫害阴谋论”，都持赞同态度。
从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再到一战前的德国和法国，再到二战前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日本，10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民粹主义产生的土壤，恰恰就是在经济危机之下，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为什么会导致民粹主义呢？
因为，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会形成的一个社会现实，那就是整个社会的财富阶层固化，在这个财富阶层固化的社会里，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努力和打拼不再有用，人一生下来，就被决定了其财富阶层的归属……
例如，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或没有机会拥有价值不菲的美国科技公司股权，或没有机会在中国的大城市购房置业，无论他们在现实中如何努力，如何打拼，与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相比，他们工作和劳动的价值，都变得毫无意义，这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年轻人，内心充满财富的被剥夺感。
与财富的被剥夺感相伴随，当然是对于社会财富分配中那些不公正、不平等的仇视，因为是社会的整个体制性问题，对于改变自身的财富状况，从个人角度看，这些年轻人更是充满了无力感和绝望感。
当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社会财富分配，会产生被剥夺感、无力感和绝望感，而这些共识，最终变成孕育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这些人，只有把自己融入民粹主义的社会洪流中，成为一个庞大的集体，从而让政治家和决策者们，不得不正视他们的诉求，进而迫使政治家们出台改善其财富状况和生活处境的各种国家政策。
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以各种名目疯狂印钞的央行，可能都很少考虑到——尽管它们自己非常清楚，每一次大规模印钞之后，资产价格总是会上涨到比以前更高的水平，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一定会比以前更加严重……
但是，不管债市、股市、房地产，还是福利主义者遇到问题，央行的每一次印钞，都是想着解决当下的问题，把当前的危机捂住不让爆发，这就像一场森林的小火，被扑灭并掩盖起来。
一场又一场小火被通过印钞扑灭，无数未曾点燃的树木被埋葬在地下，逐渐碳化成了乌黑的煤炭，如果有那么一个机会，这些煤炭得以暴露于地表，重见天日，再有人点燃一把火，那这些煤炭都会成为未来熊熊大火的燃料。
民粹主义就是这把火。
很多人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其实，讲这句话的阿克顿勋爵，还讲过另外一句名言：我们社会自由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强者对于权力的贪婪，以及弱者对于贫富差距的怨恨。
祖克曼（Gabriel Zucman）就认为，当一个社会1%、0.1%、甚至0.01%的顶级精英们所拥有的财富，开始与社会上9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额相等的时候，财富分配危机就不仅仅是经济危机了，其很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机，例如美国、德国的1926年之后。
很不幸，根据一些数据，2015年的美国，再次到达了这样一个节点。
随着2016年以来美国股市的持续暴涨，美国的贫富差距也被进一步拉大，距离社会危机爆发的节点更近了。
从里根时代一直到今天，每一次爆发经济危机，各国的应对之道，就是借更多债务，印更多钞票，把股市、房产价格推升到更高水平，然后，带来的结果，当然是富人更富，穷人恒穷，这样疯狂的宽松闹剧，如果再持续下去，恐怕就不仅仅是经济危机的事儿了。
随着民粹主义的崛起，如果央行们继续印下去，我们要面对的，恐怕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的社会危机。
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代里，各国通过经济贸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增进了互相的理解。但这种岁月静好的时代，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那些被剥夺了财富的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开始表达对于无限印钞式财富分配的不满。
命中注定，我们要经历一个动荡的时代。
更进一步，从资产价格变迁的角度，该如何看待民粹主义崛起的影响呢？
答案是：
任何一个国家，有点儿远见的政治家，都必然会出台迎合民粹主义、降低贫富差距的政策和措施，而凡是会扩大贫富差距的措施，实施起来的政治成本都会越来越高昂，而且有可能会被突然中止。
在美国，里根时代以来的财富获取模式，很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看似老迈不堪的拜登，可能会终结40年的经济自由主义，让美国政府主要的关注点，从自由转向平等，和特朗普时代不同，在完成财富分配之前，美国股市的持续上涨，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好事——美国股市40年的长牛，或许就此终结。
在中国，过去20年带动中国经济崛起的房地产行业，将像1990年的日本一样，逐渐淡出政府施政的核心，“房住不炒”将会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核心政策，甚至不排除政府会持续出台政策，打压和控制全国性的房价上涨，以减轻年轻人的被剥夺感，降低全社会的贫富分化状况，中国房市20年的长牛，极大概率也会就此终结。
所以，无论美股还是中房，其不断上涨的长牛时代，很可能，就会在最近一两年之内被终结。
最后，送给大家一份祖克曼2018年的研究成果：
100年来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1%富人所拥有财富的社会占比（德国和日本财富分配整体较为平均，祖克曼没有统计）。
参考文献：
- Gabriel Zucman，Global Wealth Inequality（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 美联储，Enhanced Financial Accounts；
- 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课题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
- 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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