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唐朝有诗仙李白，正如杜甫所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但李白对唐朝的贡献却绝不仅是诗词，诗仙还是一位算命先生，由于其卓越的算命功力，还差不多挽救了唐朝一命。
公元735年，唐朝还处在开元盛世，李白参阅并州军防时，遇到一位正要接受军法处置的校尉，李白一看，大吃一惊，对众人说：“此人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当拥节旌。”李白的意思是说，此人潜力无穷，不出十年，就是一人之下的重臣。如果别人说出这样的话，估计会让人笑掉大牙，在唐朝，校尉的品阶低于最低等级的将军，距离“一人之下”尚有无数个台阶，但诗仙的话却没人敢当成笑话，也就免除了对这位校尉的刑罚。
李白目光如炬，此人就是后来的名将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挽救了唐朝的命运，是唐朝中后期的第一名将。后来，李白还专门写诗给郭子仪，叫《战城南》，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回。”李白既然是诗仙，赞美的功夫自然也是一流。
后来李白获罪，郭子仪还冒着被皇上杀头的风险救了李白一命。
唐朝与其它朝代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本身就是一员猛将，他最惯常的做法就是在两军对阵之时，自己亲率数百人杀入敌阵，先将敌阵冲个七零八落，然后是两军正式开打。李世民的做法比赵子龙的七进七出还牛X，赵将军一般只是在被敌人包围的时候才无奈使出这招，但李世民却几乎是在每次对阵之时都主动使用，即便对手有所防范也无所畏惧，其胆量和勇武精神确实非比寻常。《唐书》对太宗的勇武有专门的记载，“太宗讨刘黑闼。闼常于肥乡列阵，太宗亲率左右击之。有一突将，勇壮绝人，直冲太宗，刃将接，太宗以天策上将大箭射之，中心洞背，应弦而毙。遂传此箭于北蕃。突厥见而惊叹。又常轻骑近出，遇三骑皆贼中骁勇有名者，举枪而进。左右请避之，太宗不从，待其将至，连发三矢，相次皆毙。敌人慑气焉。”
像太宗如此智勇双全的开国皇帝在中外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就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皇族非常自信。这与赵匡胤欺负孤儿寡母得到皇位之后的心态和做法截然不同。
既然皇族非常自信，就会给地方大员更大的权力便宜地处置地方事务，这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器的效率。唐朝实行府兵制，在全国共置有634个折冲府（地方驻军的兵营，每个折冲府的兵力是800至1500人不等），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再加上唐初时期的太宗、高宗（武则天）都很英武，可以做到知人善任，保证了朝廷可以控制天下。
但到了玄宗时期，问题出现了。
随着太宗、高宗时期不断开疆拓土，先后平定了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年）在边地设置了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此等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
这样的节度使等于事实上的藩王。
到了天宝年间，节度使的权势继续壮大，由于守护边境的需要，边镇兵力达到了50万人。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控制了现今山西、河北、辽宁等广阔地区，拥兵20万。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同时，玄宗后期已经失去了太宗、高宗的英武精神，十分昏庸，这就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于755年12月爆发后，叛军立即攻占了河南等地，夺取了东都洛阳，随后兵锋直指长安，玄宗一看大事不妙，只好奔向蜀中避难，但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太子李亨却不愿意入蜀，而是北上灵武（下图），让今天的主角——郭子仪登上了大舞台。
755年底，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现宁夏吴忠）奉诏讨伐，沿云中、太原进军，一路打到了常山（上图），常山就是现在大家很熟悉的河北正定，这里已经非常接近安禄山的老巢范阳（现在的北京、蓟州等地）。当时郭子仪建议皇帝，北取范阳，直捣叛军老巢，以减轻潼关之围。但玄宗不允，他老人家只想早日回长安，要求郭子仪回师关中。
此后，郭子仪屡立战功，至肃宗李亨即位时，郭子仪已经官拜兵部尚书。757年，郭子仪率军收复京师，使唐军威仪得以再度重现长安，随后又收复东都洛阳，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
是郭子仪将肃宗迎回京师，延续了唐朝的国运，形容为国之柱石毫不为过。
郭子仪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封汾阳郡王，世称郭令公。《旧唐书》列传中对郭子仪评论称赞道：“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之不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始终，人道之盛，此无缺焉。”意思是郭子仪这一生，简直是奇迹，权倾朝野却不受人猜忌，功高却不震主，而且还备受尊重信任，安享晚年。
真的是如此吗？
郭子仪一手挽救了唐朝的国运，已经不是功高震主那么简单，而是功高盖主，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功高盖主的武将能得以善终？
有人说这是郭子仪的情商高，会办事，所以得以善终。无论情商再高，当可以威胁到皇位之后，皇上也不可能手软，所以，这种说法是妇人之言。
是皇上不猜忌吗？当然也不是！柏杨老先生说：“郭子仪在历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但几乎无人可比的，却不是他的战功，也不是他一身系国家安危，而是他虽然享尽世间荣华富贵，而仍能保住人头，不被砍掉，……，我们肯定郭子仪的功劳，以及对国家所作的努力，但史论家认为他：‘权势倾盖天下，中央并不猜忌；功劳超过当世，皇帝毫不怀疑；穷奢极侈，舆论却不抨击。’对读者简直是无耻的诈欺。郭子仪受猜忌、受怀疑，史不绝书，事实俱在……而刘昫、裴垍、宋祁之流竟公然扯谎，说没有这回事，把全中国人都当成白痴。”
可现在的问题来了，为何几代皇帝准许郭子仪功高盖主，虽然猜忌，却还要把郭子仪供起来？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为什么当“狡兔死”之后，一定要烹掉走狗哪？根源就在于，在家天下的文化体系之下，皇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人的性命都系于他一人之手。那些建立了功勋和声望之人，时刻都可能取代皇上而自立，他们就成了皇上的敌人，类似郭子仪这样的武将自然要被烹掉——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没有例外的铁律。
但唐朝中期之后的皇帝，却已经没有了烹掉郭子仪的本钱，因为狡兔还在远方，他们时刻都在窥视着皇位。
安史之乱之前，地方节度使就有了高度的独立性，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提起账本管钱，已经是事实上的藩王。他们之所以还听从朝廷的号令，只是担心朝廷大兵压境。虽然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但朝廷的官军却并未抵达河北等地，只是后来见到叛军大势已去之后，各地节度使立即见风使舵，纷纷再次在名义上遵从了朝廷的号令。各地节度使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其职位已经实现了父子相继，兄弟传承，即位之后只需发布一道文书告诉皇上一声即可，其权势比传统的藩王还要高（在正常时期，新的藩王即位还需皇帝发诏书认证），同时，当地的军民已经数十年见不到唐朝的官军，只知有节度使而不知还有朝廷，让节度使的辖地成了独立王国。这其中的河北三镇（指的是河朔地区的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不仅已经基本实现了独立，军事经济实力也足以与朝廷分庭抗礼。
这已经不是狡兔，而是一群狼，不仅已经在事实上实现了自立，而且时刻窥视着皇位。
如果唐朝随意杀戮郭子仪这样的武将，结果是什么？相当于鼓励各地的节度使赶快称帝，朝廷只能干瞪眼。
所以，唐朝的皇帝只能将郭子仪供起来，目的是威慑四方。
走狗之所以免死，不是皇帝不猜忌，也不是郭子仪的情商，而是因为狡兔还在远方。
敌我、敌我，何为敌我？作为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武将或臣下、属下，一旦将敌人彻底消灭，自己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所以，敌人就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护身符。因此，司马懿尊诸葛亮为师友，是童叟无欺、如假包换的真心话，当诸葛亮这个“敌人”去世之后，司马懿的危机就真正到来了。而“狡兔”一直在远方，就让郭子仪可以安度余生。
司马懿、郭子仪是智慧的化身，阴阳、正反、敌我本是一体，又何必斩尽杀绝？一旦斩尽杀绝，自己也就陷入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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