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回顾：如松：奴隶建造不出金字塔
“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做出这一石破天惊的推断。
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的生卒年份约在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他一生中去过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克里米亚、黑海沿岸平原、亚平宁半岛和西西里岛，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并著成《历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他的书中明确记载着，金字塔是由30万奴隶所建造。后世的人们对这样的权威记载自然坚信不疑。
布克生活的年代距离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已经约2000年，人们不可能接受布克的推断。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布克的这个推断都被当作一个笑料。
然而，距离布克生活的时代约400年之后，也即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人们一定会惊诧，400年前那个叫布克的钟表匠，究竟凭什么否定了伟大的希罗多德？
随后的真相被一步步揭开，布克原本是法国的一名天主教信徒，1536年，因反对罗马教廷的刻板教规而锒铛入狱。
由于他是一位钟表制作大师，囚禁期间，监狱就安排他继续制作钟表，也算是发挥其所长。
但在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布克发现无论狱方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也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不能制作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而在入狱之前，在自家的作坊里，布克能轻轻松松地制造出日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布克苦苦思索。
起先，布克以为是制造钟表的环境太差，后来布克越狱逃跑，又过上了自由的生活。由于需要东躲西藏，让自己所处的环境比在监狱中更加糟糕，可在更糟糕的环境里布克制造钟表的水准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此时，布克才发现真正影响钟表准确度的不是糟糕的环境，而是取决于制作钟表时的心情。
在布克的资料中发现了这么两段话：“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254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正因为如此，布克才大胆推断：“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难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布克后来成为瑞士钟表业的奠基人。
无论金字塔还是瑞士钟表，都是人们的思想自由发挥的结果，本质上是艺术品；而在强制劳动之下，劳动者通过体力支出只能制作出商品，这就是差别。
布克以自身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明了了2000年前的真相，摆脱了历史记载中的谬误对自己思维的束缚。
这不由得让人感叹下面这幅图片所说明的内容：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那只叫做Ina的熊，都在“牢笼”中，我说的这个“牢笼”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笼子，也不是Ina熊面前的圈子，而是头脑中的思维之“笼”。
我们多数人接受的都是传统的儒家教育，我们也对自己头脑中的一些认识坚信不疑。等级观念在我们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这种等级现象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在一生中最熟悉的是这样的语言，在家里要听父母和长辈的话，在学校要听领导的话，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长辈、老师、领导的话差不多等于“最高指示”，是必须要坚决执行的。
“要听话”可能是我们一生中听、说的次数最多的。
这个说法对吗？只对一部分。
长辈、老师、领导有更丰富的阅历，有更多的经验，甚至有更高的见识，让他们的话对我们有参考与借鉴意义。但他们也有他们的局限性，他们之所以不能有更大的作为就是受这种局限性所制约，同时，在他们看来有些做法是对的，但对我们却不然，因为时间地点在变，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到我们这里却可能是错误的。如果让他们的话成为“最高指示”，很多时候会形成误导，在我们的头脑中构建起思维之“笼”。
所以，保持独立思维才是正确的。
如果父母长辈是宽容的，不听长辈的话所带来的后果还有限，最多被教训几句；如果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估计“小鞋”要永远穿在脚上了；如果在单位不听领导的话，后果一般都是悲剧，不仅工资奖金被压制，甚至晋升也没了指望。
在古代不听父母官的话，正常的后果是拖出去挨一顿板子；如果不听皇上的话，那就是欺君之罪，结果是直接拉出去砍了。
这就让摆脱这个“笼子”的过程殊为不易。
如此代代相传，就将我们的思维关在了笼子里，这个“笼子”是社会上所有“权威”共同构建的，永远不敢越雷池一步，僵化的头脑自然就难有作为。
更遗憾的是，我们在很多时候也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听话”是很多父母的口头禅，结果，也将后代关进了“笼子”中，成为了思维上的“奴隶”。
当我们和孩子世世代代成为思维上的“奴隶”之后，就失去了创造力、失去了激情、失去了个性、失去了自信，最终失去了前途，成为被禁锢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
思维牢笼的形成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在儒家思想体系之下，开国皇帝一般都被认为是最有成就的人物，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他们的经历和做法是史籍中最核心部分。同时，在儒家思想体系之下，谋逆是大逆不道之罪，要株连九族。将两件事分开来看，都没有问题。
可将两件事合在一起来看，问题就来了，哪一个开国皇帝不是前朝的叛逆？赞美开国皇帝岂不就是在赞美谋逆？
按历史惯例，后一个朝代要给前朝修史，这可是一个技术活。源于要将前朝最后一个皇帝说成是昏君，即便没有罪名也要罗织罪名，以证明自己是替天行道，如此就可以洗脱谋逆的罪名吗？
封建时代的很多读书人，穷尽一生的时间都在赶考，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光宗耀祖。可是，最光宗耀祖的人物是那些开国皇帝，也就是说，读书并不是光宗耀祖的唯一路径，甚至也不是最“崇高”的路径，最“崇高”的路径是做谋逆……
我们一般都将《史记》看成是经典史籍，对司马迁的记载坚信不疑。近代的资料相对比较健全，宋朝距今仅有千年，但谁能说的清楚宋太宗赵匡义继位的过程？在司马迁之前，秦朝的焚书坑儒和项羽的火烧阿房宫，几乎将官方的史籍资料焚烧殆尽，今天的人们又怎么能相信司马迁所记叙的、在他之前一两千年所发生的的事情？
事实上，战国时期魏国官方史书（《竹书纪年》）的记载就与《史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偏差。《史记》记载了尧禅位于舜，以表明上古帝王的仁义之风。此后，舜又将帝位禅让给禹。而《竹书纪年》则披露了舜夺位的本质，“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意思是说舜通过谋逆抓捕了尧，并把他囚禁起来，自己登上了帝位。丹朱是尧的儿子，被后稷流放到丹水，让尧与丹朱父子不能相见。书中还记载到，禹也通过非正常手段继承了舜的帝位。
是《史记》还是《竹书纪年》的记载更可信？《史记》描述的禅让虽然美好，但基于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让这种禅让不符合人性。在后世虽有禅让，比如杨坚、曹丕都通过禅让登上帝位，但禅让的背后都是武力，这就意味着禅让不过是虚伪的一种表现罢了。
如此，似乎我们就可以看到数千年前尧舜禹时代的刀光剑影，与现代的朝代更替和宫斗并无差别。
上述几件事说的都是历史，但估计已经颠覆了部分朋友的三观，无论我说的是对还是不对，都是摆脱思维“牢笼”的过程，是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
事实上，当今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如果我们的思维被禁锢在牢笼中，只会跟着前人的脚步亦步亦趋，注定难有作为。当今的商业社会是竞争异常剧烈的时代，如果照本宣科、循规循距，不能跳出传统和社会形成的思维牢笼，就只能沉淀在社会的最底层。
当我们跳出思维牢笼之后，就可以像布克那样，知道两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也可以窥见未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这实际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那句话：“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kuī]于牖[yǒu]，以知天道”。意思是说，不走出门户，就能推知天下的事理，无需向窗外张望，就可以知悉自然界变化的规律。
把自己从思维“牢笼”中解放出来，也不要把后代关进思维“牢笼”中，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共勉。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