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说点轻松的事情，祝大家春节快乐！
提到史书，最大名鼎鼎的当属《史记》了，我们对《史记》中所记载的史实一般也都会深信不疑。
这种“深信不疑”就是最大的为问题，最容易失去自己。
在《史记》的记载中，司马迁老先生说西周因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所灭，然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因无法承受犬戎的攻击被迫东迁。看到这个套路是不是有点熟悉？是的，历史上多次上演的都是这一幕，君王犯了错误，褒姒红颜祸水，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女人就是了，君主虽然糊涂但没有道德污点，而女人就只能成为牺牲品。
虽然周幽王昏庸，虽然褒姒红颜祸水，但整个过程还算是波澜不惊，平稳过渡，这个历史的转折期似乎没什么异常。
真的是如此吗？其中藏着一个巨大的谜团。
既然周幽王时期只要点燃烽火，诸侯就会主动赶来勤王，说明周王室还有很高的声望，中央还拥有高度集权的权力。虽然烽火戏诸侯有损周王室的声望，但随着周幽王和褒姒被杀、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又进入了正常的轨道，或许中央集权的控制力有可能不如以前，但却绝不会在一夜间消失！
可为何从周平王东迁之后历史就立即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礼崩乐坏，诸侯国开始各自为政，周王室式微。此时的周王室不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权力，甚至开始受制于各主要的诸侯国，这其中的转折为何如此突兀？这就是谜团。
1700年前的一个盗墓事件，让人们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离都城洛阳不远的汲郡有个大名鼎鼎的盗墓贼叫不准（音：fo biao)，他趁着月黑风高来到了汲郡郊区的一个规模非常宏大的古墓，急急忙忙把值钱的宝贝都纳入囊中，可非常不巧，就在不准寻找宝物的时候，手中的火把却突然熄灭了，他就随手捡起了地上的一些竹简，把它们拆开点成火把，继续寻找值钱的宝贝。
不准盗完墓走了，并未理会墓葬中的竹简，他也实在没法理会，因为他不识字。
但第二天，当地的官员发现了墓葬被盗，而且墓葬规模异常宏大，赶紧一级一级向上报告，最终报告到了晋武帝司马炎那里，武帝命令有学问的官员去整理，结果发现这是战国时代魏襄王的墓葬，魏襄王是战果时代魏国的第四位王，是大名鼎鼎的魏文王的重孙。结果从魏襄王的墓葬中整理出大量的古籍，这些古籍在后世被称为是汲冢书，比较著名的就包括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汲冢琐经》等。
《竹书纪年》是当时魏国的官方史书，这本书的成书年代至少比《史记》要早150年以上，对于研究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来说，无疑比《史记》更有价值，也比《史记》的地位更高，终归秦始皇时期曾经出现过焚书坑儒事件，很多古籍已经被烧毁，让《史记》中所记载的内容受到了局限。
据《竹书纪年》的记载，西周的灭亡不是因为烽火戏诸侯，而是一场弑父夺权的王族内乱，其中还隐藏着一段“二王并立”的历史。
话说周幽王时期，幽王宠溺褒姒，以致最后废除了原配申皇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并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
这下申后的娘家人不干了。
如果申后的娘家是一般人家，即便不干，也闹不出什么大名堂，可申后的娘家却是西周柱石一样的存在。
在当时，西周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西方的犬戎，我在以前说过，犬戎是一个（或几个）在当时异常强大的部族，是对西周巨大的威胁，这有点类似后来匈奴与西汉之间的关系。申皇后的娘家是申国，国君申候是姜姓，我们知道这个姓氏对西周举足轻重，没有姜姓的支持很可能就无法建立周朝，姜姓的专业就是打打杀杀（参考姜子牙），申候也是如此。西周的都城是镐京，大致就是现在的西安，而申国的封地在镐京的西边，即现在的陕西眉县附近（靠近宝鸡），申候继承了祖业、继续干着打打杀杀的工作，主要是抵御犬戎的进犯，申国就是西周在军事上的屏障。
擅长打打杀杀的申候，自然不是善茬。
我给你卖命保江山，你却将我女儿废了，而且还罢黜了外孙的太子之位，申候愤愤不平。周幽王不是傻瓜，自然也看得透局势，知道长此下去后果很严重，结果就开始先下手为强。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出兵围剿申候，申侯则联合缯国、犬戎反击，结果在骊山之下直接将幽王砍了。
幽王死后，申侯等人拥护自己的外孙宜臼为周天子，就是后来的周平王。
虽然是迫不得已，但申候杀掉幽王是犯上（不知道周平王是否亲自参与了攻击周幽王的军事行动），平王也就要背负起联合外敌（犬戎）弑父的罪名。这样的人怎么能继位哪？其他一些诸侯当然不服。西虢国（初始封地也在宝鸡附近，但后来为了躲避犬戎的攻击迁徙到了河南三门峡）的初始国君为周文王的同母弟虢叔，这就让西虢国在周代非常尊贵，也具有很高的地位，历代国君都在西周担任重要职务。西虢国国君也不认可平王，就与其他诸侯一起拥立周幽王的弟弟姬余为王，《竹书纪年》称其为周携王，如此，就在西周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
在周幽王的年代，位于山西境内的晋国（初始国君为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已经崛起为强大的诸侯国。恰恰晋国与西虢国非常的不对付，西虢国拥立周携王之后，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晋国的日子不会好过。结果，晋文侯姬仇亲自带人前往虢地干掉了周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
周平王因为背负着联合外敌弑父的罪名，连西虢国这么尊贵、重要的诸侯都不认可，其他诸侯就更不认可。但要注意的是，当时的通讯并不发达，关中地区距离周王室很近，位于关中的诸侯和民众对周王室内部的变故会十分清楚，平王在关中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在历史上解决这种问题的唯一手段也只有迁都。而关东地区的民众对这一变故就没那么清楚（诸侯王自然清楚），这必然是平王东迁的根本原因。可连西虢国这样尊贵的诸侯国都不认可平王，各路诸侯也不会真心认可，即便东迁之后也改变不了这一现实。此时，有实力的诸侯自然不会再遵从东周王室的号令，也就让东周王室彻底丧失了中央集权的权力，从此，周王朝式微，天下进入了分崩离析的春秋战国时代。
这就解开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留给后人的谜团。
《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是官方史书，在可信度上差不多，可记载的内容为何差异这么大？
第一，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很多文献典籍遗失，让司马迁的记载并不完整。
第二，司马迁进行了有选择性的记载。
我们知道孔子时代已经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主张克己复礼，重塑周朝的正统地位，恢复等级鲜明的君君臣臣的社会体系。一旦将周平王所背负的联合外敌弑父的罪名如实记载下来，还怎么作为正统？还怎么重构等级鲜明的社会？周平王本身就是通过叛逆弑君上台的，儒家所倡导的忠君思想就变成了裸奔，儒家思想的基石就不复存在了。作为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司马迁，就只能无奈地进行有选择性的记载。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人物，《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如果《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内容是真实的话，那么孔子一定也是知道的，也就是说，从孔子作《春秋》开始，它就有可能一直在讲述着一个被他美化过了的历史。《论语》曰：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说的是孔子认为儿子做错了事儿，老子就应当给瞒着，同样的老子做错了事，儿子也应当帮忙隐瞒。既然有隐瞒，《春秋》等著作一直就不被当做是严谨的史书来看待，在史学上的地位还不如后来的《史记》。
孟子应该也知道《春秋》等文献的弊端，所以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虽然后世对孟子这句话有很多理解，但最直白的理解就是有些书籍所记载的内容未必真实。源于所有的书籍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也会受到作者立场的影响。（注：儒家很多内容是有益的，比如倡导的仁、孝等，但所有虚伪或虚假的东西都是糟粕，辩证地看待它就是最合理的态度）
多读书，读好书，但最终还需要从书中走出来。读书的过程是丰富自己的过程，走出来的过程才是实现升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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