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6年6月，曹丕感寒疾，医治不痊，乃召曹真、陈群、司马懿三人入寝宫。曹丕唤曹睿至，指谓曹真等曰：“今朕病已沉重，不能复生。此子年幼，卿等三人可善辅之，勿负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愿竭力以事陛下，至千秋万岁。”曹丕曰：“今年许昌城门无故自崩，乃不祥之兆，朕故自知必死也。”正言间，内侍奏征东大将军曹休入宫问安。曹丕召入谓曰：“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也，若能同心辅朕之子，朕死亦瞑目矣！”言讫，堕泪而薨。时年四十岁，在位七年。于是曹真、陈群、司马懿、曹休等，一面举哀，一面拥立曹睿为大魏皇帝。曹睿谥父曹丕为文皇帝，谥母甄氏为文昭皇后。
当时曹睿15岁，魏国的权势还主要掌握在曹氏宗族手中，诸葛亮唯一的对手司马懿虽也是曹睿的辅政重臣，但显然不能左右朝政。而且幼主对于掌握权势的外姓大臣一般都会有所疑虑，对司马懿并不太有利。
曹睿即位之后，孙吴立即趁机进犯。司马懿率军击败诸葛瑾，打退了吴军。226年12月，司马懿因军功升任膘骑将军。然后，司马懿又马不停蹄地平息了孟达在新城（今湖北房县一带）的叛乱，这应该是227年发生的事情。然后，司马懿奉旨屯兵宛城（今河南南阳）。228-230年，司马懿的足迹没有明确记载，《三国演义》中说是被贬，但更有可能是这一时期魏国既要防范吴军从荆州进犯，也要对新城等叛乱地区加强镇服，需要司马懿驻守宛城。总之，330年以前，司马懿不在汉中地区。
227年3月，诸葛亮向刘禅上《出师表》，率兵北伐，但当年仅仅是屯兵于汉中。228年春天，诸葛亮决定从汉中向魏国的关陇地区出击，这就是一出岐山（228年12月开始又二出祁山）。
在一出岐山之前，魏延向诸葛亮进言到：延愿得精兵五干，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但诸葛亮说：“此非万全之计也。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倘有人进言，于山僻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伤锐气。决不可用。”魏延又曰：“丞相兵从大路进发，彼必尽起关中之兵，于路迎敌，则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孔明曰：“吾从陇右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何忧不胜！”，于是不用魏延之计。在《三国志·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说明《三国演义》中讲述的这段内容是真实的。
当时蜀国无论军力还是综合国力，都无法与魏国相比，或许在战场上因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可以得到战役上的胜利，从战略上来说，蜀魏不断进行正面交战，会严重损耗兵力与粮草，加上蜀道运输困难，蜀国就毫无胜算。作为弱小的一方，蜀国一味采取正面攻击的手段，也有违兵法。
相反，用魏延的计策虽然并不能保证成功，但却有机会。在司马懿不在关中的情况下，如果魏延奇袭了长安，加上诸葛亮挥大军从斜谷进军，有可能一战击溃魏国在关中地区的防守，进而占领关中地区。关中地区即是古代的粮仓，也可以征召精兵悍将，在未来的魏蜀之争中，蜀国就可以摆脱战略劣势，为平定中原打下基础。
至于诸葛亮所说因5000蜀军将被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不用魏延之计，就更是说辞。不断进行正面交战的损失更大，而用奇计往往是损失最小的办法，所以孙子说“兵者，诡道也”。
是诸葛亮不知道魏延的才能而忽视了魏延的建议吗？肯定不是。在刘备称汉中王的时候，蜀国有两个重要的职位最受关注，一是镇守荆州的人选，是关羽。另外一个就是汉中太守。按说，刘备可以选任任何一位五虎大将，而且张飞也想担任这个职位，但刘备却封魏延为汉中太守镇守汉中。所以，在刘备的心中，以镇守一方的才能来衡量，魏延比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更为合适。同时，这也说明刘备对魏延是绝对信任的，绝不存在《三国演义》所描述的反骨一说。所以，诸葛亮不可能忽视魏延的才能，进而忽视魏延的建议。
诸葛亮有旷世奇才，上述所有种种当然也一清二楚。可既然知道一味正面交战胜算渺茫，但又不采用魏延奇袭的计谋，诸葛亮到底在想什么哪？
当时，失去荆州之后的弱小蜀国有两个战略选择，一是不断休养生息，增强国力，待魏国生变的时候出击关中和中原。这样的蜀国就是“内重外轻”，刘禅掌握着主要的军政权力，蜀国的军政中心在都城成都，边境地区只需将领谨守关隘即可。诸葛亮在征讨南中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也必须将军权交还给刘禅，只负责处理政务。二是以攻为守，不断向关中进犯。由于向关中进犯时汉中地区就成为军事上的前沿基地，需要长期驻扎大量的驻军，汉中就成为蜀国实际的军事中心。这样，诸葛亮掌握着屯驻在汉中的兵权，同时作为丞相还掌握着行政权，汉中就成为蜀国实际的军政中心，刘禅在成都就成为实际上的“陪都”。这种情形下，作为汉中太守魏延的权势也会被削弱，诸葛亮实际上拿走了他的大部分权力，彼此产生矛盾就在所难。
诸葛亮选择的是以攻为守（不断上表请求出师），不断由汉中向关中出击，当然权势也可以稳定在手，也让汉中成为实际意义的蜀国都城。
所以，无论六出祁山还是诸葛亮与魏延的分歧，都不过是蜀国内部的的宫斗戏，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空城”大计，空的是刘禅的权力，让成都成为事实上的陪都。这种情形下，魏延的奇袭之计自然就不被考虑，冒险袭击、夺取长安并不是主要的战略目标，一旦失手必然损失大量兵马，诸葛亮的声望会受到很大打击，甚至因此失去权力。相反，进行正面交手时进退游刃有余，有利于安稳地掌握权力。
上述说法有佐证吗？当然有。
第一个明白这个空城计的是魏明帝曹睿。将帅出征，皇帝必须鼓舞士气，以打退敌人的侵犯，可曹睿却多次要求司马懿坚守勿战，这种损害军队士气和战意的做法是违背常规的，如果别人这样做肯定会被军法从事。《三国演义》说是因为蜀道转运粮草困难，魏军只需坚守蜀军必退。但如此就可以损害军队的士气和战意吗？肯定不能，前线战还是不战，必须由将帅根据战场千变万化的局势随机决断，不可能由千里之外的皇帝决定。
真实的原因是，曹睿看穿了蜀国这出宫斗戏。蜀国需要不断在边境制造摩擦，以维护汉中军政中心的地位，对魏国并不具备真正的威胁，魏军又何必当真哪？
第二个明白的是刘禅。刘禅投降到洛阳之后，被封为安乐县公，然后就有了乐不思蜀的故事。诸葛亮率军征讨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是其第一次以统帅的身份统兵出征，刘禅最大的错误是在从南中地区班师之后立即同意诸葛亮再次统兵一出岐山。从此蜀国的精兵强将就驻扎在汉中，长期受诸葛亮的节制，刘禅就彻底失去了蜀国的军政大权，再也无法节制诸葛亮。在一出岐山之前刘禅可以收回权力吗？应该可以。即便刘禅不同意诸葛亮一出岐山，当时赵云、魏延等老臣还在，这些老臣对刘备、刘禅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可以对诸葛亮形成制衡，诸葛亮只能交还军队。刘禅就可以直接掌握军权，既然军权在手，就掌握了蜀国的军政权力。但一出岐山之后，蜀国的精兵强将大多驻扎在汉中，作为丞相的诸葛亮又掌握着行政权力，汉中就成为蜀国实际的国都。刘禅这种大权旁落的态势一直持续到了姜维时期。历史上任何没有军政大权的君主都时刻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并不如魏国安乐县公的日子更好过。因此，也就有了刘禅“乐不思蜀”，这实际是刘禅心态的真实写照。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刘禅写的很蠢。三国时代是大争时代，如果刘备将基业交给那么蠢的人，您认为刘备会这么做吗？刘备乃一代英雄（或枭雄），当然不会。面对司马昭的询问“是否会思念蜀地？”，刘禅回答说：“这里很快乐，不思念蜀国。”即便是为了自保，这句话也体现了很高超的智慧，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蠢人哪？
刘禅看清了这场戏，但大错已经铸成，无法挽回。
第三个明白人就是司马懿。作为优势一方的统兵大帅却一心只想防守，这本身就是滑稽。他很清楚蜀国的这场宫斗戏，自己只需演好配角就可以了。如果手下的一群愤青一定要打一仗，多数情形下也只是点到即止。
第四个或许就是魏延了。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两次说到魏延有反心，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在那个时代，无论曹操、刘备还是孙权，作为一代枭雄（或英雄）其最大的才能就是拥有过人的识人之能，刘备既然可以将汉中太守的重任交给魏延，就说明是绝对靠得住的。魏延在刘备手下是一员猛将，但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过程中却多次显示出战意不浓，这本身就很蹊跷。或许最后他也看清了这场宫斗戏，不愿意入戏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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