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最容易忽视的是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我们将俄罗斯、巴西等国称呼为发展中国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比如，俄罗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即便苏联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就有人形容苏联就是一个“披着国家外衣的加油站”，而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则严重依赖农产品、矿产品的出口，等等。
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的“初级产品”开采和出口，这与古老的农耕经济没多少差别，都是从地里刨食，剩余的部分用于出售以换取其它生活必需品。所以，无论穿上了西装还是拿起了手机，“初级产品”的开采都不过是农耕经济的现代版本，本质不变。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初级产品”开采和出口这个概念是可以扩展延伸的，比如出口环境（出口高污染产品）、出口水资源（出口高耗水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即利用人口红利建立商品出口竞争优势），等等，都属于出口“初级产品”的范畴。
大家放眼四周绝大多数发展中或不发达经济体，基本都逃不出上述范畴，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再过去的一两千年都没有出现本质上的改变——“农耕经济”。
而发达国家则不同，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虽然日德等国家基于民族特征等因素对出口的依赖性也比较强，但总体来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严格依赖出口。同时，即便部分发达国家比较强调出口，但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初级产品，还包括很多高科技附加值、高信用附加值的工业品，而服务业（主要是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的出口更几乎是发达国家所独有。
教科书上将这种模式称呼为工业化经济，我愿意将这类社会称呼为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所形成的信用社会（即以皇权为代表的的统治阶层被宪政所抑制，社会是依靠信用构建起来的）。以此对应很多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农耕经济”和等级社会。
发达国家有一类独到的出口模式，那就是信用出口。我们知道部分意大利奢侈品的价格很高，其基本的加工成本与别国商品不会有太多的差别，根源在于意大利的奢侈品享受了长期的高品质所带来的信用溢价，让其享受高价格和高利润。这是很多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出口模式之一，因此在很多不发达国家中，欧美商品总会享受高价格，信用溢价就是高价格的主要组成，这就是信用社会的优势。
为什么会形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这就是富人的基因与穷鬼的密码。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个人观点），这世界上只有两类国家，能够创造价值的和不能创造价值的。
以前回答网友提问的时候说过，如果一辆汽车的市场价格是100元，而一间汽车公司的制造成本就达到了100元，这间公司就会永远处于亏损状态，他的员工收入水平就会很低，而且时刻可能失业，由这间公司的员工所组成的群体，就不具有消费能力（只有维持生物机体生存的需要，即糊口的需要，只属于统计学上的个体），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消费市场。
这是一间不能创造价值的公司，其员工组成的群体无法形成有效的消费市场，人员组成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并不是消费主体。
这样的企业永远为明天的生存而担忧，无法通过保持长期的高品质而享受信用溢价，也就无法实现信用输出。
国家也一样。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企业的毛利率是有天花板的，这个数字与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消费市场是否旺盛等因素有关。将一个国家的所有企业笼统看做一间企业，简称“社会企业”，它的毛利率取决于什么？
- 第一，本社会的文化，文化越自由，社会的创新能力越强，毛利率就越高；
- 第二，全社会的消费能力（消费市场是否成熟）。企业的发展永远依托于社会的消费能力，没有社会的消费能力，企业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土壤；
- 第三，取决于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
“社会企业”取得毛利润之后，社会的税赋水平就决定了最终的盈利水平与发展能力。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社会的税赋水平”，这是一个综合税赋，不仅包括会计报表中的税赋，还包括货币超发之后以通胀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铸币税，贪腐行为给企业带来的负担，资产价格泡沫给企业带来的隐形税赋，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等。
由此可见，一个社会的文化越开放，全社会创新的能力就越强，“社会企业”的毛利率就高；社会的消费能力强，“社会企业”就具有不断生存与发展的土壤，而“社会企业”运营状况越好，工会组织有力量，员工的收入就有保证，推动消费市场更旺盛，反过来又推动“社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互相推动的过程；本社会的文化越先进，企业越有能力创造高毛利率；社会治理水平高，“社会企业”综合税赋就低，“社会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就越强，就具备不断扩张的能力。
此时，这间“社会企业”就有能力通过长期保持产品的高品质取得信用溢价，实现信用出口。
此时，这种社会的人口就不再是统计学人口，变成了消费人口，消费市场就会不断成熟、完善。
这样的“社会企业”可以不断创造价值，代表国家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通过长期积累之后，这些国家就会成为富人，这就是富人的基因。（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含义，通过人的解放，推动了工业革命，成为奠基这类国家的温床。但基于篇幅无法细说）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十分封闭，而且只有皇帝一个人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所有偏离了皇帝思想的言语都是邪说异端，都是被打击的对象，这个社会就不具备创新的能力，“社会企业”的进步能力就不足；社会消费能力差，人口就永远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就没有有效的消费市场，就没有“社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全社会的文化水平低，“社会企业”就不具备持续发展的基础；社会治理水平低，全社会所有人都希望进入行政权力体系内享受综合税赋（包括贪污等），导致综合税赋高，“社会企业”盈利能力就低，当“社会企业”不断亏损的时候，在本质上就长期处于亏损、破产状态。
这样的社会也无建立起出口信用的能力。
这样的社会就没能力创造价值，就是穷人的密码。
有能力创造价值的“社会企业”，以整体来看就像一个不断积累“余粮”的家庭，同时又能不断积累信用实现信用出口，不断积累之后就是富裕国家。
没能力创造价值的“社会企业”，就像一个每年都闹饥荒的家庭（或基于特定的历史因素在某一个阶段有盈余，然后就是不断亏损，无法形成有效的积累，这就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南美国家中，这种周期性循环体现的十分明显。而每年都闹饥荒的国家就类似是不发达国家），也就无法积累信用，就是贫穷国家。
（到这里筒子们也别骂，世事也是变化的。有些国家会知耻而后勇，经过自身的改革之后最终会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比如二战之后的日韩、新加坡、智利等，他们从不能创造价值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了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国家。但也有些国家会从富国的行列掉队，比如缅甸、阿根廷、津巴布韦、南非等，都曾经是响当当的富国，但现在已经是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至于走到发达国家的大门口然后又一跟头摔了个嘴啃泥的国家就更多了，这其中的关键是，虽然他们因各种机缘实现了暂时的经济发展，但却无法建立起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社会体系。所以，任何国家是当富国还是当穷鬼，本质上都取决于自己怎么做。）
要注意的是，即便某一个社会没能力创造价值，但也有少数富人，因为少数人可以依靠各种方式（依托行政权力建立高福利高待遇、贪腐等都是具体方式）大量地掠取了社会财富，这本质是社会的贫困之源，也就形成了富人小群体。
前面曾经介绍过巴西的情形，该国虽然只是发展中国家，但其公务员待遇却堪比欧洲的水平，部分高级官员娶的都是小鲜肉（下图是巴西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和夫人，二人相差43岁），这是富人小群体垄断了物资资源之后、继续垄断人口资源的结果。而有些国家的中级官员就可以包养N多个女人，都是同样的原因。这样的社会往往是由一个富人小群体和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大群体所组成。即便暂时出现中产阶层，最终也很可能会被消灭，源于掌握着社会权力的富人小群体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中产最终还是会成为牺牲品。这样的社会，基于富人小群体集中了社会上的大多数财富，往往还是奢侈品消费的重要市场，但多数人仅仅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不是消费主体，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消费市场。
朝鲜也是比较典型的没能力创造价值的社会，虽然日本、韩国与朝鲜在二战之后的起步点相差并不多，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也很相近（朝鲜或许还更好），民族性格也有相似性，但日韩都已经是发达国家，朝鲜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源于它没能力创造价值。但却不妨碍它也有富人，甚至个别人富可敌国。朝鲜的人口结构就是由一个富人小群体和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大群体所组成，就没有有效的消费市场。
巴西、朝鲜这样的国家基于文化、体质诸多因素决定没有能创造价值的“社会企业”，也没有有效的消费市场，就只能以出现产品的出口推动经济增长，依旧是穿着西装、戴着手机的“农耕经济”。
对那些没能力创造价值的国家，如果长期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就会导致贫困，贫困终会导致社会动荡，既得利益阶层也就会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了缓和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就会通过推动出口发展经济（出口为导向），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希望从那些可以创造价值的国家中分一杯羹，既可以稳定自己的社会，也可以让既得利益阶层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也就看到即便是朝鲜这类非常封闭的国家，也会努力推动出口，巴西、俄罗斯等也都以出口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推动出口甚至执行经济上的开放政策，这个过程又是有副作用的，因为随着对外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人员往来必然增多，外来文化就会侵入，就会冲击本国传统的社会体系，进而就会威胁到传统既得利益阶层的既得利益，此时就需要“关门”。关门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内部“消毒”，消毒液的“处方”就是民族主义，“毒杀”在经济开放过程中外来文化对本国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潜移默化的影响，以维护传统的社会体系（维护传统的既得利益阶层）。
这实际是为创业（面对对统计学人口以价格取胜，面对消费人口以性价比取胜，面对富人群体以质量和富贵的寓意取胜）、就业（进入哪个圈子）、投资、选择大学专业、留学移民（到有能力创造价值的社会）提供服务的一篇基础性文章，当看到了自己所处社会的本质和面对的群体之后，就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
这篇文章或许只属于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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