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中美构建“华尔街之墓”

在写《如松看货币之道》的2013年就已经重点说到逆全球化即将到来，在2017年开始讲授《如松话投资——投资的精髓》中则更详细地说明大国之间的对抗时代正在开始，所以也就专门讲到了战时经济。到今天，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中美已经进入了对抗状态，甚至战争都已经成为可能的选项，这验证了上述推断。

虽然人们已经看到对抗阶段已经到了，但因为思维惯性使然人们很难适时改变自己过去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很容易付出代价。

怎么定义改开？核心就是“权力下沉”这四个字。

比如，过去的土地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改开之后承包给了农民，这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下沉的过程；过去是计划经济，所有经济活动由计委制定计划，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并没有自主权，只有执行计划的责任，但改开之后企业被推向了市场，企业领导人（董事长总经理等）拥有了经营决策权，地方政府也不断通过自主的招商引资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这是权力下沉；为了提升运营效率，在很多领域引进了外资，这不仅引进了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也引进了竞争进而推动了行业的发展，这是权力下沉；以往社会财富的分配完全是通过行政权力来完成，改开之后，市场在社会财富分配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权力下沉。等等。所以，改开就是四个字——“权力下沉”，目的当然就是提升经济效率，进而搞活经济。

前三十年是高度权威的社会，改开过程的“权力下沉”就导致了深层逻辑的改变，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今天这是显然的事实。

改开所需要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也不会长期持续下去，逆全球化和对抗阶段必然到来，其内在的原理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多次，在此就不再赘述。从中美贸易战开始，标志着对抗阶段已经来临，又会带来社会深层逻辑的再次改变。

所谓国家之间的“对抗”就是集中国家的所有力量与对方国家进行竞争（军事竞争当然是核心，但竞争的范围很广泛），随着深层逻辑的改变就会给社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彻底改变，下述几个方面必然发生很明显的改变（但变化绝不仅这些，而是全方位的）：

第一，一个国家最有力量、最有利于参与竞争的“状态”，无非就是让一个国家更像一只军队。在军队中，长官有不可置疑的权威（军令不可违），思想严格统一，就可以让军队体现出最强的战斗力。

在这样的要求下，当对抗阶段到来之后，就需要通过权力回收来构建更权威的社会（将过去释放下去的部分权力收回来），也就是说要回归中国最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模式，重塑“司令官”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必然的一步。

为了让国家的思想高度统一，就必须改革文化等领域，在部分国家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教育、演艺等领域的国有化。

这些或许你已经有所体会。

第二，重整军力。

在经济全球化时期，“世界警察”抑制了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矛盾，全球所有国家都努力聚焦于发展经济。此时，各国就会极力削减军费在GDP中的比例、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到经济发展中，以至于部分国家的军费占GDP之比降至1-2%这样的低水平上（极少数国家甚至低于1%），这是非常罕见的低水平。

但最近数年，全球很多国家的军费都开始增长，占GDP的比例开始上升，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印太地区。特朗普当政时期更不断督促北约盟国提高军费占GDP的比例。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军舰也开始像下饺子一样下水，其他军种也开始重整军力。这都是对抗阶段到来之后的需要。

未来，军备竞赛将愈演愈烈。

第三，权力对资本开战。

如果说上述两条是一目了然，这一条就是多数人都会忽视的，但却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而且会对所有的人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任何国家进入对抗阶段之后，就必须集中本国绝大部分物质力量以应对对抗的需要，这是最基础的要求。

此时，剧烈的矛盾产生了！

在改开权力下沉的过程中，国际与国内的资本不断壮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体现出相应的溢出效应：

首先，资本与权贵结合在一起形成垄断，通过垄断价格实现高额利润，这就会恶化社会的贫富差距，带来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这对任何社会都是巨大的威胁，一个内部矛盾激化的社会就不适合对抗阶段的要求；

其次，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好坏是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主要政绩之一，而资本左右着经济发展，因此，地方官员的前途就与资本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此时的资本就是地方主官的座上宾，资本开始影响甚至左右地方的郑志生态。

当资本开始影响地方郑志时，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体系就会遇到阻滞，如果您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就知道这种现象的出现对权威型的社会是巨大的威胁。

再次，对抗时期到来之后，政府就需要掌握更多的社会财富以应对对抗的需要，但此时大量的社会财富却掌握在资本手中，它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利益（这是资本的本性），这就会对国家的总体战略（赢得对抗）产生破坏作用，在权力与资本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等等（带来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绝不仅于此）。

总的来说就是，当资本形成并壮大之后，就会威胁到自上而下的社会运行体系，更不适合对抗阶段到来之后的要求，权力就需要对资本开战。

以中国举例来说（注意是举例，其他国家以此类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外资大量集中于制造业、教育、医疗、互联网（电商）、房地产等核心领域。制造业是苦活累活，房地产领域的外资主要是以债券的形式存在，而教育、医疗、互联网（电商、交通等）等科技领域，外资主要是以股权的形式存在，也与一些权贵形成了深度融合。

比如，阿里的主要股东为软银、雅虎，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华尔街的主要投行和大量的投资基金都是其重要股东，包括著名的高盛集团、瑞银集团、摩根大通、贝莱德等；在好未来的前十大股东中（到今年3月31日），摩根士丹利持股为13.8%，瑞银集团持股8.8%，Baillie Gifford & Co持股为6.4%；而新东方的大股东是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闻名遐迩的贝莱德公司、摩根大通公司、施罗德投资管理集团、瑞银资产管理公司、梅隆银行、富国银行、高盛集团、奥本海默基金等都是新东方的重要股东。如果在一些私人基金的背后不断穿透，你或许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身影，他们对中国社会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或许就是权力与资本深度融合的结果。

要注意的是，这些科技公司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重要的行业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教育或许是最重要的），也就意味着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外资和一些内资不仅掌握着中国社会的巨额财富，还对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一旦这种影响力继续扩大，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就很有可能会被颠覆，这是问题的核心！

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传统的社会运行模式，也为了中美对抗的需要，权力必须向资本开战。最关键的行业当然就会重回国有化，重要行业或将通过国有持股的方式以加强掌控。被锅有化的行业中，当业务被国有之后，在这些领域进行耕耘的内外资公司就会成为空壳，价值就会归零，这是刚刚在教培行业所发生的事情，未来很可能还会在其他行业发生，比如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物资行业、医疗等领域，此时，这些行业就会成为华尔街资本的“墓地”，当然也会埋葬其他性质的资本。这个华尔街的“墓地”是中美共同构建的，是对抗的结果（如果没有对抗，可能就不会来的这么快，但最终也会到来）。那些通过国家持股以加强管理的行业，资本的利益也会被规范、压缩，恶意扩张的资本会受到权力的打击。

资本还有可能（只是有可能）承担其他一些责任，这个就不便多说，也与本国的传统文化有关。

这只是以中国举例，其他国家也一样。

任何国家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入对抗时代时、或从对抗时代转换为建设时代，都会带来社会运行模式的巨变。对于后者来说，资本成为各国的座上宾，这是资本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但对于前者，就会爆发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战争。只是各国进行这种“战争”的方式会有所差异，采取哪种模式则取决于本国的主流文化。历史上，法国、俄罗斯、德国、中国都发生过这种“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战争”，就不再一一列举。

明了了这一宏观趋势之后，也就明了了在过去几年军警的地位为何会上升，体制内的岗位为什么越来越重要（现在几家著名师范大学的招生分数线已经直逼清华、北大和人大，就是这一趋势带来的结果），供销社为什么会重出江湖，教培行业的环境为何出现剧变，等等，这些都是深层逻辑决定的。洞察了这其中的深层逻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未来应该怎么选择就学和就业。当然，明了权力与资本之间战争的本质之后，也就明白了“N次分配”的内涵（这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就像会议公报所说，这更是重大的郑志问题）。在这一关键转折期，希望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资本积累的朋友们详查这其中的奥妙之处，果断做出符合自己的决策。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每个社会在其运行过程中都会不断出现重大的转折期。而我们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时与势之中，都只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滴水，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洞察趋势，顺势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