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
对中等收入陷阱做通俗的解释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达到了一定收入水准之后，此后就长期停留在该经济水准的情况。比如南非和巴西，近几十年来一直苦苦挣扎于世界银行称之为中等收入的行列中。
但这仅仅是经济学家眼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社会生活中，经济现象是一种“果”，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果”，必然有更深刻的“因”。我们比较喜欢用事实说话，看看下面这些国家的人均GDP走势可以看出它们的共性：
这几个国家虽然分别处于南美、非洲和亚洲，但其人均GDP走势都有一个鲜明的共性，那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之后都会出现剧烈的倒退，造成经济剧烈倒退的表面原因也毫无疑问都是恶性通胀爆发。
你或许已经发现，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以美元计量的人均GDP走势从长期趋势来看还是上涨的，但这不代表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真实购买力是增长的，源于即便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真实购买力长期停滞不前，但由于美元在长期贬值，以美元核算的人均GDP也会是增长的，增长的速度取决于美元贬值的速度，所以，在长周期线图上以美元表示的人均GDP的增长并不代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巴西为例，以黄金为基准就可以更清晰地揭示真相。1970年每盎司黄金价格是35美元，当年巴西的人均GDP是445.02美元，可以折算为12.71盎司黄金。2020年巴西人均GDP是6796.84美元，2020年国际黄金均价是1769.64美元/盎司，巴西人均GDP相当于3.86盎司黄金，看到这个数字对比您是不是大吃一惊？或许有人说黄金作为计量单位也未必就是合理的，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计量单位是绝对合理的，但黄金却比美元作为计量单位更合理，源于美元时时刻刻都在贬值，它天然就是不稳定的，作为一个计量基准时当然就更不合理。
目前全球很多国家以美元核算的人均GDP都已经开启了下跌的过程，以黄金核算的人均GDP甚至已经跌到了2000年以前甚至1970年以前，这说明与过去多次重复的故事一样，这些国家都已经再次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家数量有数十个之多。
(还有一类国家与上述这些国家一样，也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中，但却被汇率管制暂时掩盖了，最典型的是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都使用汇率管制手段来掩盖，但却掩盖不了经济剧烈倒退的本质，它们都已经从富裕国家成为贫困的国家，这是掉进陷阱之后的典型表现）。
土耳其今年发生的故事特别值得说一说。
土耳其目前的通胀率是20%，假定以里拉表示的人均收入在今年增长20%就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假设，考虑到高通胀不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更大的可能是人均收入增长达不到这个水平。但今年土耳其里拉相对美元的跌幅已经高达70%以上，土耳其劳动者以美元核算的人均收入今年就已经暴跌了65%以上，就是典型的一夜回到解放前。从下图可见土耳其以美元核算的人均收入从2013年开始就不断倒退，2018年就已经倒退到了2009年以前的水平上。今年的跌势开始雪崩之后，由于土耳其在2004年经历过换币，已经没有统计数字进行比较了，说明土耳其正以雪崩之势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这就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鲜明特征，看似风风火火发展了十几年，让埃尔多安等人不断吹牛自己的领导多么英明伟大，但三五年的功夫就可以回到解放前，让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成果灰飞烟灭。
现在，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既然每次都以恶性通胀的方式让这些国家的人均GDP的暴跌、并深深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恶性通胀？
爆发恶性通胀的唯一的原因只能是财政赤字失控，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一国的财政赤字失控？
核心当然在于社会治理水平，源于财政效率反应的就是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
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永远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内涵，在当代宪政体系中社会财富主要是依靠市场来分配，资本、技术、劳动都是参与财富分配的要素，这种分配方式就是最合理的，因为有助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助于人们将资本和技术投入到经济生活中，最终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水平达不到“宪政”的要求时，行政权力就会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甚至还会起到主导作用。我们知道一旦行政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之后，其摄取社会财富的能力是异常强大的，个人致富的速度就是飞速的，这是很多国家可以在一夜间诞生很多富可敌国的富豪的根源，但社会财富是一块蛋糕，行政权力快速地切走了大部分之后，资本、技术就无法获得应得的收益，就会体现出投资不足；劳动者也无法获得应得的报酬，就会体现出劳动者贫困和内需市场不足；当行政权力可以快速致富而劳动者无法获得应得的报酬之后，就会形成社会不公，就会形成社会动荡，进而导致资本进一步出走，等等。这一对矛盾在经济起步期尚不明显，源于经济处于上升期，财富增量在不断上升，尚可平衡彼此间的矛盾，一旦推动经济增长的客观因素弱化甚至消失，矛盾就会剧烈爆发，资本所要求的的基本收益、科技成果所要求的的基本收益、劳动者所要求的的基本报酬在行政权力的索取面前都会迅速败下阵来，此时，投资不足、劳动者贫困、内需市场疲弱、社会动荡导致资本出走等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也就出现了。因此，导致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终根源还是在于社会治理水平太低。到这时，经济增速就会明显下滑，财政收入就会下滑。
当一个社会长期不公之后，社会基本矛盾就会不断冲突，国家机器就会不断膨胀，就需要增加社会的管理成本，财政支出就会刚性增长。
财政收入下滑而财政支出刚性增长，财政赤字就必然走向失控，就需要通过印钞来弥补财政赤字，恶性通胀也就到来了，也就正式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
结论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很多国家之所以不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只有一个——社会治理水平低、财富分配方式不合理！
由于在社会财富分配领域存在两种分配手段，即一种是市场行为，一种是行政权力，就造成了社会不公，由于社会不公，就会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数不清的矛盾，此时，为了让社会运行下去就需要使用各种管制手段，最典型的是对资本流动和汇率进行管制，对关键生活物资的产销过程进行管制并以国家之力进行价格操控，对居民的购买行为和迁徙行为进行管制，等等，这些管控手段不仅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实际也是行政权力深入经济领域参与社会财富分割的手段。
管制越多，管制越严厉，说明社会治理水平越低，最终就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中。
我们一般认为，每个国家都会力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思路本身就是大错特错，或可以称呼为——“韭菜思维”。
一旦一个社会即将进入发达社会，首先就会面临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根本性改变，让市场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手段，此时，意味着特权阶层就再也无法再通过行政权力随意摄取社会财富，“致富之路”就会被堵塞，特权阶层同时还掌握着政策的制定权，当然就会竭尽全力阻止这样的进程!当一国特权阶层的利益固化之后，“堵塞”的力量更是会极其强大，让变革变成不可能。
人们经常说，某某国家在历史的关键选择时刻，总会选择最差的路径。这是因为人们在以自我的视角、或曰韭菜的视角看待问题，如果换一个视角看问题，或站在另一个阶层看问题，当时所做的选择有可能就是最好的选择。立场不同，选择自然不同。
结论是，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因此，任何社会进步都是民众觉醒并起身捍卫人的基本权利的过程，但又绝不是改朝换代的过程，源于“改朝换代”只不过是“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延续；是每个人更加独立的过程，是建立一个更先进的文化体系、社会体系使得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的过程，由于基/督/教更主张人的独立和平等，所以当今的发达国家中除了东方文化圈中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之外，基本都是基/督/教占主导的国家，即便日本、韩国、新加坡也深受英美的影响；是将行政权力驱逐出分配机制、推动分配方式更加合理的过程；是私有财产可以得到有效保护的过程，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径。
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任何国家的命运永远都掌握在该国的每个人手中。经济全球化之后，很多不发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但目前，世界已经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上，众多国家正在纷纷跌落中等收入陷阱中，土耳其、委内瑞拉等更是以雪崩之势坠落陷阱。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冤枉的，这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未来，看看哪个国家能闯过“陷阱”，从此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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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一篇讲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