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朋友都知道一个已经是公论的历史现象，自唐朝以来的经济重心就逐渐转移到了南方。其实，这个历史现象也不是千篇一律，如果不进行对外交流，南北方的差距就并不明显，甚至北方经济在特定时期还会有一些优势。但在多数时代随着时间的延续，南方经济最后基本都会胜过北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
今天，就正在给出这个历史现象的答案。
首先，要明确南北方文化和地理的差别。
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区是大陆文化的主体。对于大陆文化，百度百科上是这么解释的（可不是我说的）：“大陆文化的生成空间为陆地，陆地因受山岭江河阻隔而造成狭隘性与封闭性，因对土地的私人占有而产生封疆与世袭观念，又因土地占有的面积大小与山岳的高低形成等级制度。陆地是稳定的，农业社会要求稳定，风调雨顺；封建政权的代号为“江山”，即使说“四海为家”，也是以四海为边界。传统所谓“六合”、“四方”一般都不包括海洋。明清实行“海禁”政策，也把海疆排除在外。安土重迁，安贫乐道，惜别怀乡，这些都是大陆文化的生成背景。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大陆文化虽然厚重、典雅、精致，其局限性则是很明显的。”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短处，这都不奇怪。
由此可见，在大陆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纵向”的，也支持纵向的社会组织机构，或者换个角度说，人们具有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其整体作为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领头羊”，在封建时代这个领头羊就是皇帝。在古代，当一个部族出现有作为的首领之后，就会不断对外征服，所以，古代大多数朝代也都兴起于北方。在经济社会中，其经济成就主要取决于“领头羊”——财政投入，所以从人文来说，北方比较适合金字塔型的经济体系。
但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在任何时期集体主义都不可或缺，但当集体主义氛围过于浓郁（并形成文化基因）的时候，个人的个性发挥就会受到制约。
地理因素是培养这种文化基因的基石。由于北方尤其是东北和中原地区都有比较充足的耕地，支持了古代自耕农的生活，在多数时期即便不发挥个性也并不愁温饱，这就支撑了这种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地理与文化互相吻合。
南方则具有很大的不同。
在古代尤其是远古时代，南方属于“荒蛮”之地（秦朝之后、尤其是三国之后，南方才逐渐得到有效的开发），主体文化是“越文化”，这个“越”不仅仅只是“吴越”或“粤”，还包含了南方所有的地域文化，它与大陆文化是有明显区别的。南方山川河流众多，耕地比较少，如果仅仅依靠土地就很难生存，多种经营才是生存之道，海洋捕捞、养蚕种茶、伐木采矿、远途贩运、制盐、耕种等，都是其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经济活动的种类繁多，这就要求越文化必须以发挥人的个性为主，体现出多元性以适应不同的要求。此时，南方经济的基石就不是财政投资，而主要取决于人的个性的发挥。
如此也就看到，虽然南北方几乎同时开始改革开放、在改开之前北方的经济基础也强于南方，但南方的苏南、浙江、福建、广东甚至广西、两湖、川渝等地私营经济在改开之后发展的却更块，也比较成型，这就让这些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的占比逐渐提高，2017年已经达到60.9%（秦岭淮河以南为界）。在很长的时间内，年轻人也不断向南方迁徙，形成了典型的“雁南飞”。或有朋友说，这主要是因为深圳广东率先改革开放，因为机会多才导致雁南飞，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即便率先改革开放，如果当地不具有外地人生活的土壤，没有文化的多元，也就很难形成这种持续的潮流。
换句话说，南北方文化、地理的差异，形成了经济特点的差异，北方对投资的依赖性比较强，这就让国企占主导地位；南方经济以个人的发挥为基石，文化多元，这就让民营经济的发展比较快。
可是，财政投资能力是受到财政收入制约的，看看2001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长率（下图），就可看到南北方经济增长速度此消彼长的缘由。
表中未列出的2015-2018年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分别为8.4%、4.5%、7.4%、6.2%，而2019年1-11月为3.8%。
由2001年开始，财政收入一直呈现高增长，即便次贷危机时期的2009年增速还在两位数，但这种高增速到2011年开始下滑，到今年1-11月仅有3.8%。
财政收入高增长时，财政有能力保证投资，南北方经济增长就可以实现齐头并进。当财政收入增速回落之后，投资活动就受到了制约。投资活动受到制约之后，主要以来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地区，其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所以2012年之后，大家就看到了东北经济活动的低迷，当经济增速滑落之后以往投资活动中积累的坏账问题就很容易暴露，此后，就开始出现“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话题。
以前说过，华北的经济问题与东北基本一致，缘于它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是一样的，对财政投资的依赖性都很强。这已经在天津体现了出来。京津是华北地区的经济支柱城市，也是两座直辖市。随着投资增速的放缓，以往投资活动中的问题（坏账问题）就会逐渐暴露，所以就看到天津一些锅有大公司在不断暴露问题：渤海钢铁、天房集团、物产集团都陷入了债务漩涡中。天津的问题应该不仅仅是天津的问题，以往严重依赖财政投资的地区，这样的问题都会存在，不过是轻重的差别。
另外说几句题外话：东北和天津部分企业债务暴雷时，很多金融机构蒙受了损失，在资料上看到一些分析师认为是“意外”。抱有这种说法的人就是那种典型的等着被收割的“韭菜”。看到上述财政收入增速的变化，就需要逐渐收缩风险敞口，当媒体上出现某地GDP虚增的新闻时，必须首先跑路，就可以避免损失。
北方经济增长逐渐后劲不足，但最近几年南方经济增速相对还比较稳定，缘于南方对财政投资的依赖性比较低，就让南方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逐渐提高，重心又到了南方。
所以，唐朝之后我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是文化、地理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有时甚至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到这，开始谈论本篇文章的核心话题。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转型的策略必须尊重南北方文化的差异形成的经济模式的差异，只有立足于各地区文化特点的转型才更有可能成功，所以就绝不能搞一刀切。比较合理的方式是：鼓励南方民营企业的发挥，给他们创造宽松的市场空间，地方ZF尽量避免干预它们正常的经营活动，发挥企业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终端市场的竞争为核心，为海外和内地市场提供终端商品与服务；对于北方经济来说，重点聚焦于为南方的终端企业提供原材料供给和一系列配套服务（以终端企业为龙头，也由它们制定配套服务的标准），发挥北方工业基础、技工优势和合作精神的优势，如此也就可以发挥出南北方各区域的文化优势。最终将北方经济-南方经济-终端市场（包括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有机地串联起来，不仅可以摆脱北方经济对财政投资的依赖，还可以实现共同发展。但仅有这点还不够，还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包括货币信用）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南北方经济之间建立公平、公正的纽带，实现互利共赢和协同发展。或许，这也就可以走活、走好这盘经济转型升级的大棋！
南北方经济的协同发展，有点像“华为—富士康—富士康的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上下游，但发挥了各自的文化优势之后就可以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朋友们过春节，祖国也要过春节，祝祖国新春快乐！这篇文章算是给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献计献策！
祝大家春节快乐，健康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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