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拜登与普京，黑箱中的勾勾搭搭

当今全球主要国家最无解的就是高债务率问题。

今年以来欧美主要国家的通胀一浪高过一浪，多数发达国家的通胀率已经创出四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按照市场经济理论，此时需要央行加息以抑制通胀，由于今年以来的通胀上涨的速度非常迅猛，就让央行加息的速度也是数十年来最快的，可当利率快速上升之后，魔鬼也开始出笼。

英国政府的债务率目前大约是100%，英国新首相上任之后宣布降税以刺激经济，按说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此时国债投资者立即担忧政府会爆发债务危机，开始疯狂抛售英国国债，导致国债收益率暴涨（价格暴跌），这直接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是国债收益率暴涨将把政府迅速推入债务危机之中；其二是欧美各国的养老基金都将自己的主要资产投入到国债之中，国债价格暴跌会导致养老基金流动性紧缺甚至破产（他们的投资有杠杆），这无疑会导致社会危机。无论政府破产还是养老基金破产都是英国社会无法承受的，此时央行只能大规模进场购置国债以压制国债收益率（即拉升国债价格）。

但此时立即带来了这样一个无解的问题，英国的通胀还在9%以上，此时需要加息打击通胀，而加息的过程就是从市场中回收基础货币的过程。可基于拯救政府和养老基金的需要，央行又必须进场购买大量的国债，而购买国债的过程就是向市场中大量投放基础货币的过程，这相当于降息！

此时，继续期待通过央行加息来打击通胀已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是很显然的一个结论。

不断有朋友问，今年的情形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相比是不是更严重？我的回答是“是”。根源在于那时政府的债务率很低（参考下图，当时美国政府的债务率不到40%，英国也不到60%），保罗沃尔克等央行的掌舵人可以通过大幅提升利率打断通胀的脊梁，并不必担心政府和养老基金会破产，但今天，在他们打断通胀的脊梁之前，政府（有些国家还包括养老基金）的脊梁会首先被打断。

其实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各国家庭部门的债务率很低，即便央行加息也不会导致社会动荡，可今天家庭部门的债务率很高（见下图），一旦大幅提升利率，多数家庭就会立即破产，这会直接导致社会崩盘和动乱。

美国、意大利、日本都在面临这样的困局，他们的政府债务率还远高于英国政府。

综合起来就是说，今天的主要央行已经不具备通过大幅提升利率打击通胀的能力，或者说这种能力已经被严重削弱。

可如果通胀长期得不到治理就会不断恶化，最终就会导致恶性通胀，这对所有国家都是灾难，这点不必再说。

此时，看起来或有两个路径可供选择:

第一，央行行政命令商业银行将存贷款利率强行固定在央行规定的水平上，其目的是为了打击通胀。但同时央行继续救助国债市场，继续向市场中释放基础货币。

过去的经济史已经多次证实这种办法无法压制通胀，即只要流通中的基础货币不断增长，通胀就会不断发展。这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南美、苏联等国所发生的故事，长期的恶性通胀之后这些国家最终都以换币（或多次换币）作为结局。

第二，战争。

对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一众精英来说，上述问题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常识，这种困局只能使用非常规办法来化解，对此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

这个非常规办法当然就是战争。

超发钞票就会导致通胀，所以通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滞涨的成因却与此有一定的差异，超发钞票的同时如果经济增长潜力十分低迷，就会让资本集中在资产或商品价格领域不断炒作，就会形成滞涨。虽然进行钞票超发，但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比较高（可以实现高增长），就会形成中等水平的通胀（比如10%左右，这各有自己的定义）、高增长的组合。这以土耳其比较典型，在2004年换币之后，土耳其央行货币发行的速度依旧飞快，但当时正是经济全球化的高潮阶段，再加上内部的有利因素，就有利于土耳其经济的高增长，土耳其就出现了高增长、中等幅度通胀（10%左右）的组合。

这其中的内在含义是，当经济增长潜力比较高时，经济活动就会吸收大量的货币，在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通胀有抑制作用。

既然美联储使用常规的货币政策压制通胀的能力已经严重下降，通过推动经济加速增长（吸收货币）来抑制通胀就成为唯一的选项，中等水平的通胀率、高增长的组合最适合化解今天欧美政府的高债务问题。
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想实现经济高增长，但要实现高增长却并不容易。好在欧亚大陆自古就是矛盾丛生，而且欧亚大陆也是当今世界工业产能最庞大的地区，一旦其中的部分产能被打掉，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提升。

然后我们再看看普京和拜登在黑箱中的算盘是怎么打的。

2011年5月，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铺设完毕，于同年11月8日正式投入使用。2015年两国开始筹备建设与“北溪1号”并行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并预计在2019年底投入使用。2019年1月，也就是在“北溪2号”完工的前夜，美国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给德国的一些相关人士写了一封信，目的是警告德国的做法，信中说到：如果北溪2号和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两条天然气管道（注：即“土耳其流”和“土耳其蓝流”，这两条管道在2020年1月前已经投入运营）投入运营，将使得欧洲不必通过乌克兰进口天然气，那么乌克兰的安全政治地位将会逐渐下降，俄罗斯介入并干预乌克兰冲突的危险就会上升。美国驻德国大使的这段话已经明确地告诉了德国人，当北溪2号和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两条天然气管道投入运行之后，俄罗斯很可能入侵乌克兰。

这个判断非常准确！2021年10月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完工并开始向管道中注气，仅仅四个月之后的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

这是一系列地缘政治因素所决定的，在这里就不再细说，所以俄乌战争的爆发是俄罗斯主动性的、有预谋的行为。

然后，拜登在普京的身后推了一把，让普京加快了入侵计划的进程。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力对比，俄罗斯还有能力入侵乌克兰吗？显然没有了。

乌克兰一直希望加入北约，目的就是摆脱俄罗斯的枷锁，可当时德国与俄罗斯之间正打的火热，因此以德国为首的部分欧洲国家就反对乌克兰的加入，让乌克兰的想法无法如愿。2014年之后，如果考虑到顿巴斯地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乌克兰也不符合加入北约的要求。

就在这种背景之下，2021年的9月底到10月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美国访问，在拜登与泽连斯基两人的会晤中拜登却一反常态地表示，他个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一旦拜登真心实意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欧洲国家的态度也可能软化，乌克兰就会快速完成国内程序然后提出申请，就会进入走程序的阶段。到这时，俄罗斯也就失去了入侵乌克兰的战略窗口，入侵条件就不在了，终归北约不会准许别国入侵一个正在迈入自己大门的国家。

拜登对泽连斯基做出表态之后的普京实际上已经是如坐针毡，眼看自己很多年的入侵计划就要泡汤，所以这场战争在2022年2月24日就匆忙打响了。

俄罗斯是最重要的能源输出国之一，一旦违背联合国宪章向一个欧洲主权国家发动进攻，整个欧洲都遇到了严重的国安危机，欧洲的经济制裁和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硬脱钩都是必然的，这就有了天然气和煤炭价格的暴涨和短缺，相关企业开工率大幅下降甚至直接关停。要注意的是天然气和煤炭都是最基础的能源，影响的产业链非常广，这就导致了亚欧很多产业的萎缩。

亚欧相关产业萎缩之后就会将市场需求转移到其他地区，美洲就会受益，这就是战争带来的产业链断裂和产业转移。

另一方面的影响或许更重要。欧亚大陆一旦进入战争状态，企业经营的地缘政治风险就急剧加大，大企业为了回避地缘政治的巨大风险就会提前将产业基地转移出欧亚大陆（比如德国已经公开提出企业必须将国安风险置于第一位，这显然是有所指），部分就会回流到美国。

这就可以提升美国的经济增速，就可以代替美联储压制美国的通胀。

过去很多年，欧元区的通胀一直低于美国，但今年以来开始超过美国，就是这种因素所造成，源于在欧亚爆发战争时期，产业（或开工率）向美国转移压制了美国的通胀，本质是美国将自己的通胀实现了向外输出。

这就是通过非常规手段来压制通胀——经济增长动力转移进而实现通胀转移。金庸的小说中有一招是“乾坤大挪移”，战争就可以实现通胀的乾坤大挪移。

普京希望实现大俄罗斯之梦，拜登希望实现产业回归压制自身的通胀，这就让两者在俄乌战争问题上有一种黑箱默契。

如果未来在中东、亚太爆发战争哪？都是同样的道理，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移和通胀转移。这些战争也会成为各有所求的黑箱默契，欧亚国家聚焦于地缘利益，美国聚焦于产业回归化解债务危机，双方各有诉求。

到这，很多朋友会说，这不就是阴谋论吗?事实上这都是阳谋论。

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美国一家独大，美国势力在欧亚大陆上不断扩张。过去两千多年来欧亚大陆都是矛盾丛生战争频繁，即便到今天这种状况也未改变，这是大陆型文化使然，但美国一家独大、美国势力在欧亚大陆扩张时就压制了这些矛盾，各国就只能全心全意聚焦经济发展，欧美资本也跟随美国势力的脚步在欧亚大陆上大肆扩张，这就是欧美产业外迁的过程，结果欧亚很多国家在内外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在这股大潮之中实现了经济“奇迹”，这是欧亚大陆国家在经济上整体受益、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受益的过程。现在，美国本土已经被债务危机所困扰，就不再具备继续压制欧亚大陆地缘矛盾的财力与能力，美国势力就只能后撤回到海上，结果欧亚大陆的地缘矛盾就开始不断爆发，欧美企业就必然要跟随美国势力回撤，这是欧亚大陆国家在经济上总体受损、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受损（在经济上受益）的过程。
这就是简单的潮起潮落。

如果欧亚所有主要国家都真心爱好和平，地缘矛盾就不会爆发，资本就会安心驻扎在欧亚，没有了“帮手”的老拜登就只能在白宫之中喝闷酒了，但是，能做得到吗？只能说希望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