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皇上指明了方向，馅饼砸在谁头上？

以前介绍过土耳其的经济增长模式，基建、房地产、出口是土耳其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货币大量超发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燃料，不再赘述。

由于人性本贪婪，房地产的不断繁荣就会推动居民负债率的快速上升，上升到阈值之后，居民就会失去对资产（房产）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所以2017-2018年期间土耳其房地产遇到了危机，这就是债务危机。
房地产遇到危机就会导致政府收入的暴跌，也就没能力继续支撑基建，房地产危机给银行带去大量的坏账导致银行业危机，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遭遇房地产危机之时都是对本国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巨大威胁。此时，埃尔多安苏丹（苏丹意为皇上、君主）就面临三个选择，第一种是救韭菜，第二种是救富人，第三种是转变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

第一，主动推动货币加速贬值，然后通过立法推动企业、政府机关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虽然这种收入上涨的速度跟不上通胀。

假设里拉对美元汇率贬值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债务价值也就贬值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如果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一倍，但债务（房贷）的数字是不变的，债务压力就下降为原来的50%，这是给负债人群（穷人）解套的模式。

后来的事实证明，埃苏丹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即使用反常的货币政策（不断降息）推动里拉剧烈贬值。此处还要强调一点，当时很多欧美经济学家不断嘲笑埃苏丹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心里会暗说这家伙就是典型的无脑，同时埃苏丹可能也在心中嘲笑这些经济学家只是一群书呆子，源于所有的经济学都是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只要将劳动者（穷人）从债务枷锁中解放出来、让社会可以运转下去的经济政策都是“好政策”。到底两者之间谁对谁错，根本没有答案，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时与势。

这实际是照顾穷人、对富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

穷人买房的时候才会借助银行贷款，富人完全不必，相反富人还会在银行有大量的存款，所以全世界银行存款中的大部分都属于富人，没有哪个国家会例外。

既然埃苏丹的一番操作给穷人解了套，那就一定有人买单，谁是买单人哪？当然是富人。

富人买房的时候没有借贷，付出去的是现金，这部分现金在货币贬值的过程中就凭空贬值为原来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富人在银行的存款购买力也出现了剧烈的贬值，贬值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这就是新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前面的文章曾经介绍过，埃尔多安就凭借自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多数穷省（穷人）的支持，赢得了大选。下图是土耳其大选地图，黄色是埃尔多安获胜的省份，红色为反对派获胜的省份。

红色省份产生了土耳其70-75%的GDP，黄色只产生土耳其25-30%的GDP。但凭借25-30%的GDP却让埃尔多安赢得了52%的选票，成功连任总统，这就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埃苏丹玩的好、玩的妙。

上述逻辑在以前介绍过，但埃苏丹当时还有下面的两条路径可供选择。

第二，在财政收入萎缩之后，通过降低公务人员薪酬或裁员等措施来化解财政问题。

主动推动货币贬值之后，本国本币财产都会贬值，这虽然是给穷人解套的过程，但也是整个国家贫困化的过程。如果仅仅通过削减公务人员薪酬等措施来解决财政收入下滑的问题，暂时可以稳定货币汇率，避免国家贫困化，这显然对在银行持有大量现金存款的富人有利（与“第一”对应）。
难道真的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吗？

房地产爆发危机会导致房地产以及上下游所有行业（包括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下降以及失业上升，社会总体购买力就会明显下滑，供给在短期不会改变，结果就产生了通缩的压力；当政府降低公务人员的薪酬（或裁员）之后，社会总购买力下跌的就会更严重，工业领域的通货紧缩当然就更严重，通货紧缩一旦发生，企业为了生存就只能进一步裁员，社会总购买力进一步恶化，这会让通缩不断深入，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再然后就是企业密集破产倒闭，陷入大萧条。

此时，即便央行放水也无法拯救局势，源于需求萎缩之时企业（包括地产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恶化，银行系统就会收缩对企业的信贷；通货紧缩让家庭的债务压力加大（通货紧缩意味着债务升值），也会谨慎增加借贷，很容易让央行的货币政策失去效力。

当通货紧缩不断持续之后，企业、家庭甚至政府的收入就会不断下滑，债务危机不断发酵，给银行业积累大量的坏账并最终导致银行业危机，也会导致财政收入会继续下滑，财政危机日益加剧。这种情形出现之后，财政、货币体系很容易出现雪崩，这是综合性的社会危机。

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这种雪崩式的打击，此时中央政府会失去对强力机构和地方机构的控制，很容易导致分裂、内乱甚至内战，此时央行就只能光速开启印钞机挽救银行体系和财政体系，即被动选择货币贬值之路。要注意的是此时印出来的钞票是用于收购银行体系的坏账并为财政补充资金，并没有对应的GDP，即这些钞票并不是货币而是纸张，当大量的纸张（作为货币）进入市场之后通胀当然会飙升，恶性通胀爆发。恶性通胀爆发之后，本国货币汇率就会失控，就会导致整个国家快速开启贫困化进程，这种结局比“第一”还要糟糕。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坑”埃苏丹坚决不跳。

对于一国政府来说，任何时期通过降低支出进而提升财政效率都是正确的，财政效率就是一国经济效率的核心内涵，但唯独在社会总需求明显萎缩时期是错误的。总需求萎缩会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配，就会导致失业上升和债务危机，此时政府一味通过强行降薪裁员来应对财政收入下滑，就会让错配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恶化，让通货紧缩和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入，这就是那种传说中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三，当房地产危机爆发、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之后，首先，压缩政府支出（压缩公务员薪酬是压缩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然后将这部分节约出来的财力原封不动地通过增加社会福利等措施给穷人的生活托底；其次，既然已经爆发危机，继续进行投资活动是无意义的，源于投资效率已经很低甚至是负数，此时将每年用于投资活动的投资额（数万亿甚至十几万亿）以公平合理的模式转移到民众手中，就可以拉动数倍的消费，国民经济会立即恢复活力；再次，打破垄断企业的垄断，将这部分高额垄断利润以合理的方式转移到民众手中；用制度消除贪污腐败，削减贫富差距，这一点最为重要，等等。如此一来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就会喷发，既然需求喷发，企业就会勇于投资，金融企业也勇于给企业贷款，可以立即将经济从低迷中拔出来。

这种做法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也是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是向自己开刀），最终让本国经济摆脱对投资基建和房地产的依赖，当然也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这是对整个国家有利的政策。

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埃苏丹并不敢对自己开刀，果断拒绝了这种做法——所以土耳其只是发展中国家。
因此看到，埃苏丹果断拒绝“第三”，因为土耳其体制做不到；也拒绝主流经济学家的建议的“第二”，拒绝跳进坑里；而是采取“第一”的做法通过里拉的主动贬值给穷人解套，也让自己顺利赢得了大选，这就是埃苏丹给土耳其指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