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凛冬将至

1991年对于日本是关键的年份，是凛冬将至的时刻，此后日本经济增长就陷入了长期低迷。在此后的三十年中日本政府曾经想尽一切办法对经济活动进行刺激，不断打针吃药，但就是无法将这个经济巨人激活起来。1991年日本的GDP是3.584万亿美元，2021年是4.941万亿美元，漫长的三十多年间只增长了37.86%。

1991年之后，中国也曾经多次遭遇经济波动（或挫折），但只要政府和央行开始对经济活动祭出刺激措施，扎一针壮阳药，经济就可以立即恢复活力，结果是中国的GDP从1991年的3834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7.73万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约45倍。

中日的药方几乎是一样，无非就是财政或货币刺激，都是在凯恩斯主义药房中开出来的，为何在中国和日本取得的效果截然不同？

很多人会说，那是因为日本的人均GDP基数已经很高，继续增长就很难，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决定性的，在九十年代初期有很多国家的人均GDP与日本相近，甚至比日本更高，但它们依旧可以继续增长，为何唯独日本反而停下了脚步？

这看起来是经济问题，但很可能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政府进行的所有经济刺激措施在本质上都只是一根杠杆，当政府出台经济刺激政策之后，市场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期。

第一，一个社会的发展初期，总是建立正向思维循环模式的过程，所谓的正向思维循环模式就是人们逐渐会认为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收入（收入购买力）会不断提高，也越来越有保证。

在经济起步期，人们一般并不敢负债，更不敢过度负债，源于人们不知道未来的收入是否能有保证。所以也就看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居民基本不会为了消费而借贷，对借贷活动非常谨慎，就源于正向思维循环模式尚未建立。当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借贷之时，就是这种正向思维循环模式得到确立之时，人们认为未来会更好，收入水平一定会不断提高，接受借贷就是这种预期形成之后的结果。

所以本世纪开始之后人们开始接受贷款买房；到次贷危机之后人们踊跃贷款买房；大约从2014年开始借贷买房的势头几乎拦都拦不住，如果你不让人这样做，他会跟你急，有些人为了获得购房资格（可以看做是获得贷款的资格）甚至采取离婚的特别手段。这就是正向思维循环模式形成至不断强化的过程。到这有人会说这是房价上涨所导致，房价上涨固然是原因之一，但这是以人们认为未来的收入（收入购买力）会更高、更有保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明天就可能无法还本付息，房屋就可能被法拍，当然就不会这么做。
在正向思维循环模式下，只要政府祭出刺激措施之时，人们就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收入水平增长的更快，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和家庭就希望在政府刺激过程中多分一点蛋糕，这是人性使然，最终企业和家庭就会进一步加杠杆，这会推动经济活动的需求端快速膨胀，最终驱动经济增长加速。

所以，政府的刺激措施本质是一根杠杆，在社会处于正向思维循环模式下它可以撬动“地球”，对经济活动具有强推动力。

第二，当一个社会处于负向思维循环模式之时会出现什么情形？

所谓的负向思维循环模式，就意味着人们认为未来的生存压力会越来越大，收入是不确定的，甚至还可能因失业而失去收入，这就是一种负向思维循环模式。

形成负向思维循环模式的原因十分复杂，比如如果一国滥发钞票导致通胀恶化，人们就会形成一个强烈的涨价预期，未来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还会加速上涨，未来的生活就会更加艰难，人们就会以十分谨慎的思维来应对未来，这是南美很多国家不断上演的剧本；比如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时期，人们就倾向于过度负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可泡沫破裂之后往往伴随着失业上升（收入下滑），在高负债和收入更没有保证的双重压力下，人们就会形成负面预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周期；还比如，一国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或者不断反复，人们就会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保持警惕之心，等等。

此时，政府的任何经济刺激措施都是没用的，起不到杠杆作用，更无法撬动“地球”。政府出台刺激措施之时，或许会带来市场的短期回暖（这与政府的刺激规模有关），可此时企业和家庭部门就认为这是去杠杆的千载良机，企业和家庭的去杠杆行动（一般会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就会立即浇灭政府刺激措施所带来的短期暖意，让经济活动在寒冬中不断深入。

也所以就看到，过去三十年间中日之间家庭债务走势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991年之前，日本的家庭就开始感受到寒意，家庭负债率开始停滞不前，1992年泡沫破裂之后家庭负债率更出现了很多年的缓慢下降，这意思就是说，面对无法预测的未来，不增加杠杆成为绝大多数家庭的金科玉律，甚至有些家庭还在坚决降杠杆，这就让日本政府的刺激措施总是徒劳无功，源于在负向思维循环模式下杠杆已经失效。企业和家庭不敢加债务（或去债务），就导致经济活动的需求端长期低迷，经济无法增长，就会进一步强化居民未来收入不确定的预期，结果就更不会加杠杆，这就是一个反复强化的过程。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日本的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增长，1990年日本的人均年收入是406万日元，到2020年日本的人均年收入是424万日元，三十年间仅增长了18万日元。（注:岸田上任之后开启努力推动日本人均收入增长，目的就是希望终结过去三十年的负向思维循环模式并逐渐建立正向思维循环模式，这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功）

但同期的中国截然不同，1990年到2020年基本处于正向思维循环模式建立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中，2000年以前中国家庭几乎没有债务，从没有债务到本世纪初普遍接受负债就是一个飞越，说明正向思维循环模式得以确立。在这样的时期政府只要出台刺激措施，杠杆就会立即发挥作用，企业和家庭就会迅速加杠杆，就会推动经济的需求端，推动经济加速增长。经济加速增长，家庭收入也加速增长，家庭就更勇于加杠杆，就实现了正向思维循环模式，见下图。结果也很明显，1990年中国人均收入是3840元，2020年是32189元，2020年是1990年的8.38倍。

结论是，当一个社会处于正向思维循环模式时，政府的刺激措施就是加杠杆的良机，让政府的力量显得异常强大，用一根杠杆就可以撬动“地球”；当一个社会已经进入负向思维循环模式之后，政府的刺激措施就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提桶跑路的机会，杠杆就只能撬起一地鸡毛，每一次刺激之后随之而来更可能是一场狂风暴雪，让寒冬不断深入。

到这就可以看到，预期管理已经是社会管理的核心部分，也是经济管理的核心部分，所以美联储的核心工作就是美元的预期管理。建立全社会的正向思维循环预期非常难，这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保护这种预期更难，这需要不断强化社会信用，及时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包括泡沫破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才能让民众的正向预期不断保持甚至强化。一旦政策朝令夕改，一旦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都会导致这种预期的逆转（日本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忽视了居民的高债务压力进而掉进了反向预期之中）。当正向预期被破坏之后，就会掉进反向预期的漫长寒冬之中。

预期管理，实际是社会的信用管理，只有社会建立起永久的、稳固的信用，让民众的福祉有所依托，才能建立起稳定的社会预期，这已经是现代社会的核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