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5日世贸组织发布了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预计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7%，而2022年为增长2.7%，两年的增速都比较低而且今年是继续走低的态势。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亚太地区的各国普遍建立起以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成为推动全球贸易不断增长的排头兵。可最近两年这种趋势骤然逆转，全球贸易增速下滑的主要拖累因素恰恰就是亚太地区。
根据日经中文网所报道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亚洲发往美国的海上集装箱运输量为153万1143个（按照20英尺集装箱换算），同比减少了13%，这种同比负增长的态势已经持续了一年，见下图。
事实上，亚洲出口增速下滑的态势已经持续了两年，下图是财新网绘制的过去两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出口增速变化图，体现出出口增速连续下滑的态势，目前这种下滑的趋势还在继续中。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全球贸易在2023年确实是低速增长，根源是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负增长，这固然就意味着亚洲以外其它地区之间的出口在保持正常增长甚至有可能还在加速增长。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世界在与亚洲进行产业链脱钩和贸易脱钩，全球经济的主要供给基地正在从亚太地区转移到其他地区，至少是部分转移。
我在自己2015年出版的《如松看货币之道》一书以及随后出版的书中都曾经探讨过，全球化的过程就是美国输出资本的过程，资本输出本质就是产业输出和财政输出，当中小经济体建成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之时对全球化的威胁还不大，可当大国建成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时，就意味着美国的资本和产业会快速流失，由此造成的失业问题、财政问题、债务问题将是无法承受的。当这种情形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造成大国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因债务问题美国就无力继续维持全球的地缘政治稳定，热点地区也就是亚太地区的地缘局势就会恶化，最终导致全球化结束。到如今时间也仅仅过去七八年，整个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局势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从一片和平演变成了风声鹤唳，狼烟四起！
今天，对于东海、台海、南海、太平洋的紧张局势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亚洲军费支出正在加速增长，最典型的是日本的军费支出一直占GDP的1%左右，2022年11月28日首相岸田文雄与防卫大臣滨田和财政大臣铃木举行会议时明确下令，确保到2027年军费开支增长至GDP的2%。据媒体报道，岸田当时说到，“必须在五年内紧急加强军费开支，这是根本加强国防能力的核心。”要注意岸田所说的“紧急”这两个字。
亚太地区已经进入了军备竞赛阶段，这几乎是肉眼可见的事实，更有人将亚太各国的军舰下水速度形容为像下饺子一样，亚太北约也已经基本成型。
亚太地缘局势的持续紧张就是推动产业链和全球经济供给端转移到其他地区的根本原因。
可我们知道，亚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几乎全部都是以出口为导向，当产业链开始转移之后，就会给区内国家带来几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过去三十年随着全球资本不断流入亚太，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供给端，亚太地区的企业债务是与全球的需求尤其是欧美需求配套的，当产业链出现转移即需求端转移之后，企业债务就会出现错配，企业就要面对债务危机。
第二，在全球资本流入亚太的数十年中，很多国家的政府财政和银行信贷都投入了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些债务也是为全球需求尤其是欧美需求配套的，当产业链转移导致需求端转移之后，这些国家就出现政府债务和银行信贷的错配，政府和银行就要面对债务危机。
第三，在过去数十年全球资本不断流入亚太地区之后，再加上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推动了区内国家资产价格泡沫的不断膨胀，由下图可见，到2021年全球房价收入比最高的核心城市主要都集中在亚太地区。当产业链出现转移之后，劳动者的失业就会上升，收入增长就会停滞甚至倒退，家庭资产负债表就会遭到破坏，就难以继续支撑泡沫，这是去年以来越南、韩国、台湾地区等房价开启跌势的深层原因，这轮跌势绝不会在短期内结束。而一旦泡沫最终破裂，就会对本国的银行体系甚至财政体系带来剧烈的冲击。
资本和产业链外迁，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之源。
资本和产业链外迁，反过来又会推动亚太地缘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面对资本和产业链外迁导致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区内各国政府有办法通过内部政策调整解决上述问题吗？几乎不可能。这种危机是过去数十年全球资本和产业不断流入亚太地区、如今开始掉头转向所带来的，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结果，这些冲突是各国政治、文化、价值关、经济模式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是无法改变的历史趋势，各国政府当然就没办法通过内部的政策调整来解决上述问题。
此时各国就只能回到历史的老路上，将问题外溢以转移内部矛盾，地缘局势也就进一步恶化了，并最终导致战争。
上一次全球化一般被称为“不列颠治世”或“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指的是1815年至1914年整整一个世纪的全球贸易大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19世纪后期），在大英帝国全球性霸权的控制下维持着大当时世界的和平。当时的全球化中心地区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当这次全球化因各种与今天十分雷同的综合因素导致难以持续之后，各个帝国为了争夺市场将贸易战争打的不可开交，当时作为的新兴国家的德国在与英法这种拥有广阔殖民地的老牌帝国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当内部矛盾无解之后就只能将矛盾外溢，一战爆发。
如今的世界再次面临全球化逆转，亚太经济体面对这种资本、产业链和全球经济供给端的大规模迁徙，本质上没有办法通过内部政策的调整解决政府财政问题、政府企业与家庭的债务问题以及失业问题，最终就只能被动走上矛盾外溢之路，各国的民族主义将加速崛起，这就会反过来推动地缘政治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当各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后，一声很偶然的枪响，就会像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那声枪响一样引爆一场大战。
2023年亚太的局势很可能还不到最糟糕的时候，源于在疫情期间欧美各国向民众发放了大量的补助形成了超额储蓄，正是这些超额储蓄在支撑着欧美的需求端。美国的超额储蓄会在今年支出完毕，到那时欧美的需求就必然会出现下滑，对亚洲的出口会形成更严重的冲击，对财政收支、对债务市场和就业市场形成进一步的压力。以美国经济的特征来说，经济危机总是难免的，也是无法回避的，当危机爆发之时需求会剧烈收缩，那就是亚太经济体的至暗时刻，也是战争风险最高的时点。
亚太地区已经摆开战场，只能希望这次是不断伴随地区冲突的冷战而不是大规模的热战，现在是自动武器的时代，AI技术已经大面积运用到军事领域，一旦大规模热战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人类社会就是这么没出息，又回到了类似一战之前的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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