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时老家有个大财主，姓卢，有上千公顷良田。
卢财主家有管家、长工，还有全副武装的看家护院。他自己的庄园里几乎什么都能生产，包括粮食、家禽、蔬菜，有郎中负责看病，还有私塾先生负责给孩子们教书。
开始的时候，他自制钱票，每月按照自己庄园的产出发放钱票向所有的人员支付报酬。管家、佣人、长工、看家护院、郎中、私塾先生、自己的家眷，等等，大家凭钱票在庄园内随便购买所需的生活物资。
开始的时候，卢财主严格按照自己庄园的产出以及价格来发行自己的钱票，钱票的价格很稳定，当然大米、小麦、鸡鸭的价格也就稳定，庄园运作的很好，大家其乐融融。
可清朝末期的时候，社会十分动荡，土匪多如牛毛，大清官兵比土匪掠夺的还厉害（可以理解为天下最大户人家爱新觉罗氏的看家护院）；同时，家里的长工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就开始不安分，总要求增加薪酬，此时，卢财主就决定要增加看家护院的人数，即保护庄园的安全，也负责管治那些不安分的长工，如此一来，卢财主就需要增加支出，开始加印钱票。
钱票多了，但庄园的生产并不能加速增长，物价就上涨，可大家的报酬并未上涨，意见也就产生了。卢财主面对这样的形势，只能继续增加看家护院的人数对这帮小子加强管理，就需要继续加印钱票。
随着卢财主的家族越来越庞大，家眷们的支出也越来越多，钱票只能越印越多。
此时，每到月底领取报酬的时候大家都不开心，因为不知道这些钱票可以买到多少商品，甚至后面领到钱票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否买的到生活必需品。
卢财主知道，长期这样下去，那些买不到生活必需品的人就会饿肚子，就会造反，说不定自己的家产会被抢光、自己的老命都不保。此时，他决定改弦易辙，将所有的钱票作废，直接发商品票，商品票的数量严格根据自己的产出来印刷，如此，每个人都可以按商品票领到固定数量的商品。虽然领到的商品比最初用钱票可以购买到的商品少了（因为看家护院、家眷多了），但由于商品票肯定可以领到商品，大家的心算暂时安定了。
现在想想，无论钱票还是商品票，都是基于卢财主的权力来印制的。因为庄园是他的，他就有权决定商品的分配，使用钱票还是使用商品票是他的自由。虽然长工和看家护院等人吵吵着有所不同（没钱了当然要吵吵），但对于卢财主来说却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庄园是他的，他愿意选择哪种分配方式是他的权力。
对于卢财主来说，钱票和商品票都是游戏，而其他人却认为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是票奴。
现在回头想想，如果将卢财主放在朱元璋的位置上，他一定会干的很好。老朱登基之后不久，给手下弟兄们发大明宝钞（钱票）作为报酬，由大家自由到集市上购买自己的所需，后来宝钞的购买力贬值的太快，能购买的物资越来越少，有些人甚至要饿肚子，慢慢地就不愿意来老朱这上班了。老朱见状，马上下旨说，将来按月领取固定数量的俸米（等于商品票）。这就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结果大家又高高兴兴地来上班了。
无论卢财主还是朱元璋，只要建立了自己的庄园，他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无论钱票还是商品票（或者俸米），都是他行使分配权的工具。对待那些手下人，也会按照他们的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和重要性进行分配，所以，这是按权分配的一种社会财富分配模式。
如果有谁不服，家法伺候！掌握了权力（家法），就有分配权，所以，两千多年来人们都在向往老朱的椅子，坐上了这张椅子，就有发票权。
天下大事，不过一张票。
要么自己发“票”，要么就当票奴。
卢财主和老朱有自己发“票”的方式，家法是他们的依靠。今天的社会也有无数人有权利自己发“票”：比如，如果你站在某一行（哪怕是微小的行业）金字塔的顶端，虽然登上顶端千难万难、顶端看起来也十分空旷寂寞、而且稍有懈怠就会被别人打落尘埃，但你就有了发“票”的权力，依托的就是自己独到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服务社会的能力，只有自己拥有），这就是“势”。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发“票”，但如果总是执着于这个票那个票，就只能是“票奴”。
这个世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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