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中美红色战场，毁灭与重生！

就在2020年美国大选如火如荼，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气势如虹的时候，一场黑命运运动骤然爆发，这场运动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了大选的胜利。

在今年7月4日英国进行的选举中，工党在下院获得了410个席位，超过过半数所需的326席，获得了组阁的权力。

保守党的选情则十分的惨烈，从365席跌落至121席，失去了多个自战后从未失手的选区，包括国防大臣、首席党鞭在内的14名内阁成员均在选举中失利，而前首相特拉斯也在选举中失去了保守党自1964年来一直掌握的选区。

英国媒体形容保守党遭遇了历史性的惨败。

然后再看法国。

在6月9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由于法国执政党复兴党所获支持率远低于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于6月30日和7月7日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的两轮投票。

按照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支持率，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可以在国民议会总共577席中获得195个至245个席位，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将在法国历史上产生第一位极右翼的总理。

面对极右翼崛起给法国政治带来的巨大威胁，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6月15日的游行示威人数更高达25万人。面对不利的局势，法国左翼政党法国社会党、共产党等在14日宣布成立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希望团结起来阻击“国民联盟”。

但在6月30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国民联盟依旧获得了33.15%选票，新人民阵线仅获得27.99%选票，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获得20.83%选票，共和人党获得6.57%选票。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66.71%，创1997年以来立法选举投票率最高纪录。由于没有任何联盟或政党获得绝对多数，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

面对极右翼得势的局面，法国政局继续发酵，左翼和中间派各政党的很多候选人宣布退出竞选，目的是将各选区的选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以逆转选举局势。

结果在第二轮的选举中，沉默的大多数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投票率超过了 60%，这是自 1981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结果显示，左翼新人民阵线成功赢得了182个国民议会议员席位，占总席位的31.5%，获得了组阁的权力；中间派名列第二，获得163席，占比为28.2%；而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则退居第三位，只获得143席，占比24.8%，其余各党派89席，占比15.4%。选举结果出炉之后，法国大量的民众走上街头进行庆祝。

是什么原因让美英法左翼得势？这是美国人下的“蛋”。

自从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开启了经济全球化，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经济全球化达到了高潮。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人员、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欧美是资本和产业的输出方，掌握着资本的富人有能力在全球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本国一般劳动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亚太地区、中东、东欧等地都是资本和产业接收方，各国为了争夺国际资本和产业，将利益大幅向资本倾斜，降低地价、减免税收都是政府的使用手段，政府的做法相当于将本国全民的税收向资本倾斜，让掌握资本的富人利益进一步扩大，一般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资本和产业输出方的欧美，还是接收方的亚太等地区，都在将利益极大地向资本方倾斜，让资本赚的盆满钵满，而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利，但却会严重放大资本所得，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严重压缩了，让资本所得与劳动价值之间出现不平衡。

最终，很多国家就会出现同样一个结果，那就是贫富差距恶化，美国基尼指数的变化最有代表性，见下图，从1979年之后美国的基尼指数就不断上升。图中基尼指数越高意味着贫富差距恶化的越严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规定，基尼指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贫富两极的分化很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这一水平，这就是近年来美国两党严重分裂、社会事件频发的根源。而今年7月9日日经中文网更有一篇文章经计算认为，美国目前的基尼指数高达0.48，已经超过了“骚乱警戒线”。美国贫富差距的变化趋势就代表了欧美几乎所有国家的轨迹，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贫富差距都程度不同地恶化了。一些新兴国家贫富差距恶化的情形比美国更严重，或许已经可以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

所以，美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但也在很多国家生下一颗臭“蛋”——贫富差距严重恶化，这反应的就是事物的两面性——阴阳、正反总是相伴相生的。

当然，上述论述肯定也不代表一切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是否会出现严重恶化的贫富差距主要还是取决于本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取决于在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是否充分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等等，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北欧、荷兰、德国等国家的贫富差距恶化的情形就不那么严重，目前丹麦、瑞典、芬兰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277、0. 276、 0.266，荷兰是0.285，德国是0.317，但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在近年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下图是德国基尼指数的变化图，相反，对资本崇拜的越严重，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恶化的问题也就更严重，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损害的也就越严重，美国最为典型，所以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基尼指数唯一越过了0.4的国家。

疫情之后，贫富差距恶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经严重恶化了。

如今的欧美社会，都已经建立起最基础的福利制度，当通胀率比较低时，中下阶层所受到的生活压力就相对小一些，但疫情之后欧美已经爆发了一轮严重的高通胀，高通胀对中下阶层的生活会带来更严重的威胁，一旦右翼得势，他们就会倾向于削减社会救助机制，就会严重威胁底层的生活，中下阶层在大选中必然会奋起反击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所以就看到了2020年美国的黑命贵运动，这极大地冲击了2020年的美国大选；也看到了在刚刚结束的法国大选中中左翼的政党可以迅速联合起来，根源在于支持他们的选民都来自中下阶层，拥有共同的利益，这是他们可以迅速联合起来的基础，最终左翼击败了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英国保守党遭到的历史性惨败。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恶化的最为严重的国家，中下阶层在大选中肯定不会束手待毙，沉默的大多数在2024年11月投票时肯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特朗普推出的税收政策也值得商榷，一旦他当选拟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在国内进行减税，初衷或许是为了推动产业回流，但这种做法相当于对穷人加税对富人减税，会继续恶化美国的贫富差距，精英阶层和穷人肯定会对此进行反击，最终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的大选活动添乱。

如今，只有荷兰这样贫富差距很小的国家，基于提升经济增长的需要、抑制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具备右倾的能力，即便如此这种右倾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右倾，比如意大利，梅洛尼政府更像是中间偏右的路线，在帮助乌克兰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坚决抵抗入侵行动，荷兰也是如此，他们与勒庞领导的、直接对着普京下跪的法国极右翼有鲜明的差别；其它欧美主要经济体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在享受了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恶化的后患，他们右倾的空间十分有限，相反，左翼会越来越强大。

贫富差距恶化的越严重的国家，未来左倾的趋势也会越严重，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会首当其冲，就源于它贫富差距恶化的问题最严峻，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它都会是一个左倾比较严重的“红色”国家。

美国主张自由资本主义，一般认为是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也反对社会主义，但美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在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导致了一个相反的、甚至有点啼笑皆非的结果，让左翼大放光彩。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些原本是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国家，却不断引进自由资本主义要素，让右翼展现光彩，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这种变化看起来与美国的轨迹相反，但内在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平衡本国社会问题的需要。

我们经常说，很多人最终都会活成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样子，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哪？

今天的情形，我们可以在历史上找到非常清晰的痕迹。

19世纪中后期，大英帝国主导了当时的经济全球化，到19世纪末期，这场经济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并最终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

就在这个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崛起，这当然是左倾的过程，俄罗斯更通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即苏俄和苏联。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这次经济全球化的末期、也就是1896年最先发明并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他说到：“在国有社会主义这件事上，没有人能讨论地比我们这群德国社会主义者更激烈；且无人能比我更能看透国有社会主义的本质，那就是国有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

随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迅速兴起，尽人皆知的就是德国、法国以及中欧北欧国家，他们按照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些要求重构了国家管理模式，法国在二战之后更直接实行了一段时间的计划经济模式，即便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鼻祖英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成为主流学派之一，这些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印度的建国者，所以二战之后独立初期的印度选择了左翼道路，当时印度的很多官员都曾经到苏联学习治国理政的经验，这奠定了两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战略盟友关系。作为自由资本主义鼻祖的帝国，却孕育出属于左翼的印度，估计也会让英国人感叹不已。

今天，欧美的社会福利制度，基本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建立起来的，目的是通过给穷人托底来弥补社会贫富差距恶化给社会带来的撕裂与创伤，让社会发展可持续，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壮大的结果。

今天我们又到了经济全球化难以为继、甚至开始解体的时刻，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古典社会主义就会重放光彩。这也是“革命”的温床，资本通过全球化日益壮大，社会就会出现等级固化的现象并难以稳定运转，而革命的过程就是打烂固化的旧秩序建立有活力的新秩序的过程，战争往往就是革命的契机，是打烂等级固化的旧秩序的有力手段，无论你在美洲、欧洲还是亚洲，都不可能躲避这股的浪潮，都要接受这股浪潮的洗礼。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