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今天就说说说，鲁迅笔下的“吃人”是什么。
历史到了明清时代，人们怎么衡量明君？一般来说，一旦某个地区出现了饥荒，皇帝马上敲锣打鼓派人去赈灾，最典型的是崇祯时期和乾隆时期，都将赈灾行动搞的轰轰烈烈，显得自己很有明君的范。但前者最终让明朝关门大吉，后者临终之时已经让大清遍地烽烟。还比如，皇帝会亲自去审问一些重大案件，以体现自己爱民如子，等等，这些都是“明君”最典型的形象。
这些行为在当时也都被儒生们大书特书、赞美他们遵守了儒家的道德规范，自然也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也就顺手把自己标榜为圣人的孝子贤孙。
这类皇帝和圣人的徒子徒孙行的真的是善行吗？
宋朝以前，那些糟糕的皇帝不去赈灾也是正常的，终归原本就是登不上台面的，但即便那些在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好皇帝，一般也不去赈灾，这就有点奇怪了吧。这些皇帝包括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宋仁宗等人，在它们的时代赈灾的记载都很少，当然，文人们要拍马屁也没多少机会，相反，在它们当政的时代想着法子骂皇帝的人却不少。虽然赞歌少了、挨骂多了，但不妨碍他们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他们主要做好了两件事：第一是减租减税，汉文帝时期更有十多年不征收土地税；第二就是整顿吏治，建立廉洁的管理体系，以不扰民为主要宗旨之一。
列位马上可能就会问，到底那种做法才是正确的？弄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谁是谁是伪善，谁是大盗。
当一个社会的表观税赋很低（即会计栏目中的税收）、也不征收隐形税赋（即货币的价值十分稳定不征收铸币税；官吏十分廉洁，百姓不需承担官吏贪污纳贿所形成的“隐形赋税”）时，一旦出现天灾导致农作物的产量下降，物价就会上涨，农民的种植利润就会大幅提升。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人们立即就会扩大种植面积并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就会迅速增长，当供给增加的时候，天灾就不会酿成严重的饥荒。要注意的是，以前的家庭都是有储粮传统的，朝廷也有正常的库存，一年的天灾可能会让社会遭遇暂时的困难，但一般不会导致饥荒和大量的人口死亡。
所以我们就看到汉朝文景时期、昭宣时期，唐朝的太宗高宗时期，宋朝仁宗时期，它们一般不去赈灾，但都致力于减租减税、坚守住货币的价值稳定、不断整顿吏治，社会并不会出现严重的饥荒，根源在于社会本身就拥有强大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再加上国家和家庭有储粮的传统，也就不会爆发大规模的饥荒，君主也就高枕无忧。
税赋低、货币价值稳定都可以理解，为何一定还要求建立廉洁的官吏体系哪？
因为官吏的贪污纳贿本身就是劳动者隐形税赋的一种（与铸币税的性质一样）。这种隐形税赋是民众身上极为严重的负担，比如有些时期官吏贪污纳贿的行为给民众所带来的负担甚至比正税还要重。同时，贪官污吏的贪腐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在很多时候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掠夺是无底线的，不仅会让劳动者丧失劳动果实，甚至会让劳动者不得不放弃耕种——背井离乡——内在的含义是社会本身对天灾就没有丝毫的抵御能力。
在这些“好皇帝”当政的时期，它们一般也不会亲自审案，如果皇帝欲过问案件却很容易碰一鼻子灰，这样的历史记载有很多。也因此在属于他们的时代就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依法断案的官员、法官，比如张释之、狄仁杰、包拯等人。
但在崇祯、乾隆时期发生的却完全是相反的情形。
崇祯时期，因为朱家皇族已经严重膨胀再加上频繁的战争，需要不断增加劳动者的表观税赋水平，再加上贪官污吏的盘剥导致隐形税赋深重，无论正常年景还是天灾年景，劳动者都被严重盘剥，甚至需要将所有的劳动所得全部用于缴税，他们不仅没能力扩大再生产甚至还会被迫放弃耕种，社会怎么会拥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哪？所以，崇祯皇帝几乎年年“赈灾”。虽然崇祯所处的明清小冰期的气候条件确实对民众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压力，但气候同样恶化的明朝中期（1450年前后）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饥荒现象，说明崇祯时期形成严重饥荒的主要原因依旧是人祸！
满清时期也一样，明朝末期税赋很重，主要体现在三饷的加征和矿业、盐业的重税，明清之间虽然城头变换了大王旗，但这些税种却基本都被清朝改头换面继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乾隆年间的隐形税赋应该是历史之最。当然，史书不可能记载这一时期官员们从民众身上搜刮了多少银子，但还是可以为这一点找到佐证的。乾隆年间最著名的历史人物是和珅，和珅被抄家时他的家产相当于乾隆时期15年的财政收入，这些钱财都是贪官污吏从民间搜刮而来又贡献给和珅的，而且贡献给和珅的肯定是官吏所得中的一小部分，由此可见乾隆时期的隐形税赋之重，有理由相信官吏的贪污纳贿给民众带来的隐形赋税远超过朝廷所征收的正税。当朝廷和官吏索取过重的时候，社会当然就不具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所以，在乾隆时期天下农民起义的烽烟四起，乾隆皇帝一边不断出兵镇压，一边又不断“赈灾”，文人们也有了给乾隆唱赞歌的理由。
这些就是天灾可以不断酿成饥荒的根源，都是伪善登堂入室的结果。
乾隆时期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老人家喜欢亲自审案。既然法官可以依法断案，皇上亲自审理案件只能说明两点：第一是用人不察；第二是要自己左右案件的判决，以便营私舞弊。在法制的问题上，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可惜大清后代的韭菜们还愿意为乾隆唱赞歌，这是脑袋进水的典型现象。
对社会索取重，反而又热衷于“赈灾”的人都是伪善，因为它们对社会过重的索取本身就是问题之源，他们为的是建立他们自己的“丰功伟绩”。这些伪善的君主、贪污纳贿的官吏和唱赞歌的文人，就是在吃人。
当代社会还有另外一种模式的伪善。它们规定耕种者必须按田地的亩数多少固定缴纳多少实物税（比如一亩地需要缴纳多少斤粮食），这是一种不顾天灾优先保证社会统治阶层和城镇阶层需求的税制。天灾出现时产量下降，但劳动者需要缴纳的实物税是不变的，就会导致劳动者破产。此时，劳动者不仅无法扩大再生产，甚至还会放弃耕种，这会导致产量的进一步下降，大规模饥荒爆发了！
过去一直说，饥荒只会爆发在社会等级十分严重的国家。当社会存在严重的等级时，一旦出现天灾，社会的总供给就会出现不足，此时，掌握权力的阶层就会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优先满足自己阶层的需求（方式有多种多样，不同的时期也会使用不同的方式，当代最典型的方式就是通过加印钞票加征铸币税）、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劳动者就会被牺牲。这会推动社会的总供给进一步下降，饥荒也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当社会遇到困难时，等级社会必然会牺牲劳动者，就会形成鲁迅笔下的吃人模式。
天灾与饥荒之间的关系还仅仅只是比喻。
当一国经济因经济规律出现波动时，财政收入就会减少，此时如果通过印钞来补充财政需求，就是牺牲劳动阶层来满足既得利益阶层的典型模式。劳动者被持续牺牲的结果就是企业不断破产、社会总供给持续下降，就会形成以恶性通胀为标志的“经济大饥荒”。逃难的委内瑞拉人、津巴布韦人都是“经济大饥荒”下的难民。
无论天灾还是经济波动，最终的结局都是——一份天灾、九分人祸！这就是鲁迅笔下掩盖在“仁义道德”背后的吃人真相，既然真相是吃人，也就必须要“仁义道德”来伪装自己。
真正的善，从不需要“仁义道德”来伪装，因为它行的是堂堂正正的大仁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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