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与经济风向洞察最敏锐的发达国家，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的英德法等国，而是亚洲的日本。
这源于日本本身就处于东亚文化圈中，对亚洲地区政经局势的洞察力更深刻，也更深远，所以日本在亚洲的动向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在中国改开之初，日本企业就大举进军中国，远领先于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企业，反映的就是这种更深刻的洞察力。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出访日本，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参观日本企业现代化的生产面貌。
1978年10月28日，年届83岁高龄、早已“退居二线”的松下幸之助，冒着细雨到工厂大门外迎接邓小平。此后立即在中国投资，让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这是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邓小平会见松下幸之助（前排右一）
1979年，日立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成为第一家驻京日本制造企业。1980年7月，丰田公司在北京设立首家丰田汽车维修服务中心，10月在北京设立丰田汽车公司代表处，开始进军中国市场。
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日资企业就开始集团性进入中国，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在这四十年中，日本企业持续扩大在中国的经营规模，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日资企业将陆续迁出中国
遗憾的是，现在出现了逆风。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份宣布追加预算，拨款援助日本企业从中国撤回。
搜狐7月19日转《日经亚洲评论》7月18日报道称，日本经济产业省7月17日公布了首批将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或日本并获得补贴的日本公司的名单。
报道称，87家企业或集团将获得总计约6.53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转移生产线，以减少日本对其邻国的依赖，并建立弹性供应链。其中30家公司将把生产转移到东南亚，57家公司将迁往日本。
或许有些人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改开之初截然不同，日本企业走就走吧。
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
我们知道，日本企业主要集中在全球制造业的中高端，对各个产业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当日本企业迁出之后，有些产业链就会断裂，至少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怎么生存？是否也需要跟随迁出？这对中国的产业链和整体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绝对不能忽视。当然，即便日本企业迁出之后，国内企业还可以进口日本企业的相关产品，但进口环节会受到用汇、关税等政策的影响，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缩短供应链+降低经营风险
日资企业迁出，应该是以下因素决定的：
第一，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已经导致世界主要国家之间政治、军事局势剧烈变化，很多国家的政府和国际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产业链安全，缩短自己的供应链、回归本土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日本政府引导日本企业回归本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即便在四五年以前，世界主要大国之间还在以协作、对话的方式应对世界上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一系列矛盾，G7、G20等国际组织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对话已经被对抗所取代。
美国自2018年就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随后又在科技领域和资本领域频繁对中国出手，中美两国已经由协作转为对抗。对抗时代的到来，让国际企业在它国的经营风险急剧放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和平时期，各国的原油供给是有保证的，差别仅仅是价格问题，这让企业的经营环境比较平稳。但在动荡甚至战争年代到来之后，海运航线可能时刻中断，原油供给是没有保证的。很多企业就会迁徙到原油供给更有保证的地区，或者就是回归本土以便有利于获得本国政府的支持，这是企业迁徙的核心动力之一。
据国内有关媒体转载美国福布斯网站7月17日报道，为应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频繁在南海进行军演所带来的紧张局势，以及美国在南海纷争中所持立场的转变，中国已经派战斗机入驻永兴岛。
美国现在采取的是遏制中国的政策，南海就是最核心的着力点之一。南海是世界最主要的海上运输通道，每年经过这里的船舶多达10万艘（包括军舰、渔船、科研船等），其中万吨以上的船舶有4万多艘，世界一半以上的超级油轮都要经过该海域。
南海石油运输量是苏伊士运河的5倍，是巴拿马运河的15倍。南海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占世界天然气贸易量的三分之二。东北亚90%以上的石油进口都要经过南海航线。
另外，每年约有价值5万亿美元的货物运输经过这里。一旦南海陷入动荡，就会对中国和东亚各国的原油、天然气供给以及国际贸易活动带来严重的冲击，也就会对东亚和中国的国际企业投资带来难以控制的风险，资本就会流出东亚各国。
其次，很多国际企业的经营范围都包含信息技术、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等，这些经营活动决定着一国的军事水平，也就决定了在大国博弈中各国的战略地位，当对抗时期到来时，各国政府必定会强制要求这些企业回归本国，这也会形成资本的异常流动。
解决发展问题，该转变思路了
外资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国际企业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推动其经济发展水平。
但前述因素均决定了世界局势已经进入新时期，在这样的动荡年代，不能再用以往的思路思考经济问题，而应该结合新时期的新形势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01
房地产导致家庭部门的负债率不断上升，也就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这不利于内需市场的建设。
以往的房地产调控之所以基本都成为“空调”，主要原因是这些政策并未深入房地产的实质问题。现在必须通过放开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征收房产税等手段彻底解决房地产对经济大环境所带来的问题。
只有如此，才能不断培育强大的内需市场，为国际、国内资本的投资活动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这是留住国际资本的先决条件。
02
南海问题是美国联合部分东南亚国家阻击中国的着力点，中国必须联合相关各方（包括东亚各国）维护该地区的稳定。
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内需市场并稳定了周边的政治与军事局势，外资才能安心在中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03
在世界不断动荡的时期，有些外资企业出走是难以避免的，此时，必须极力推动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目的是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资本，增强进口能力，避免一家企业的出走带走整条产业链。
同时，必须不断降低进口关税，这也是十分关键的举措。
04
民族主义情绪过于高涨，对外资企业在本国的经营不利，必须妥善管理这种社会情绪。
四十年前，日本企业集团式入驻中国，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现在，日资企业在不断出走，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重视，妥善应对，让中国经济发展保持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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