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 ：一顿酒宴，一个女人，四大恶人

我们经常将唐宋合在一起称呼，认为这是中国的鼎盛时代。事实上，唐宋之交的时期却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历史的转折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隋唐是恢宏大气的时代，各种文化和宗教都可以得到平等发展，竞相争艳。

唐诗反映了唐人重视事功、富有理想、胸怀开阔、热情豪迈的风貌，反应的是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豪感。唐朝不仅道教和佛教取得了大发展，伊斯兰教、景教、袄教随着国际交往传入中国，也取得了平等的发展。这反映是唐代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是包容世界的时代，也是自信、自豪的时代，唐朝以自己开阔的胸襟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让世界各民族所向往，所以太宗李世民被周边国家尊为“天可汗”，隋文帝杨坚被尊为“圣人可汗”。即便在今天，海外很多地方都有唐人街，“唐人”是整个世界对隋唐时代的赞誉。

唐朝的文化是开放的，但到宋朝和以后却逐渐转向封闭。证据就是宋朝之后文字狱开始出现并不断加剧，到清朝更达到顶峰，这反应的是文化和宗教走向封闭。隋唐时期是求同存异，此后则是排除异己。与之相伴的就是自信、自豪感逐渐消失，自卑和懦弱逐渐成为主流。

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也就无法得到世界的赞誉，无法与“汉人”“唐人”比肩。

第二，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宗教活动开始受到限制之后，所带来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最主要的影响就是法律在生活中的地位开始改变。

在唐代以前，（在大多数时期）即便皇上杀人也是要向天下人说明原因、需要依法办事，没有依据就不能随便杀人。最典型的是有人偷窃了汉高祖庙里的玉环，偷盗人被捕获，汉文帝十分震怒，责令廷尉张释之严惩盗犯并株其九族。但张释之并不服从，而是依法判决。在隋唐时期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件被记载下来。虽然皇权体制本身就是反法制，但在隋唐以前的大多数时期，法律依旧具有比较高的地位。

到宋代，皇权开启了可以随意诛杀的先河，标志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这标志着法制的糜烂。这是影响中国历史最重大的案件，代表不问缘由随意诛杀的时代开始了，这就会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只相信强权与杀戮，也就意味着文明水平的倒退。从此之后到清朝，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可以不问缘由）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庙堂，明朝朱棣更开创了株连十族的恶劣先例，这是一段视生命如儿戏、只迷信杀戮的时期。与此同时，从春秋到汉唐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法律体系就被不断破坏，也让宋代成为从法制到人治的转折点。

既然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杀人，豪门贵族就难免效仿，这是整个社会开始败坏的典型标志。我们知道英国《大宪章》的颁布是划时代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英王不经法律审判不能给任何人定罪，从此之后法律的地位越来越高并开创了新时代。宋朝存续的时间是960年至1279年，《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6月15日，时代相近，但中国与英国却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的法律地位被不断破坏，皇权的地位不断上升；而英国的法律地位不断上升，王权的地位不断被削弱。结果是到清朝中后期中国已经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断落后挨打，而英国则成为了日不落帝国。

第三，社会的变化也体现在皇族继承人的选择上。

在唐朝以前，皇位的继承人未必一定是长子，甚至都未必一定是皇子，皇位继承人的产生本质是皇上和大臣共同推举、考察的结果，这实际是一种（一定范围之内的）竞争机制。考虑到皇帝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种遴选机制就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保证国家走在比较正确的轨道上。最典型的是汉武帝将皇位传给了小儿子刘弗陵，唐太宗将自己的皇位传给了第九子李治，而武则天在选择继承人时也一样要咨询并考虑狄仁杰等大臣的意见，等等，当时的社会认为这些做法顺理成章，并无不妥。但从宋朝以后，逐渐过度到皇子继承制甚至长子继承制，欠缺竞争的继承机制就必然更可能会诞生昏庸无能的皇帝，给国家带来灾难。最明显的是朱元璋，首先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太子早死之后，直接将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长孙，最终将明朝推入了靖难之役的水深火热之中。

第四，在唐朝以前，中国主动与世界建立经济联系，这以丝绸之路的开通最为典型，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世界竞争、发展。但宋朝之后趋于封闭，只要帝国稍遇挫折，首先就是下意识的选择闭关锁国，这以明清时期最为典型。

……

唐宋之交是开放到封闭、自信到自卑、法制与人治相结合到高度人治的转折，是社会崩坏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或才终止了宋至清的下滑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一顿酒宴、一个女人和四大恶人就成了标志性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这顿酒宴就是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

任何一个新朝代的建立都是社会矛盾不断冲突之后的结果，也是“董事长”和“董事”、“股东”们征战的结果，董事长就是开国皇帝，而董事、股东就是众多跟随开国皇帝打天下的文臣武将和士兵。在唐朝以前，董事长不能随意罢免董事、股东的权益，除非他们谋反，比如燕王卢绾与匈奴勾结被刘邦镇压。新朝代建立之后，或许董事长不喜欢这些董事和股东的存在，但依旧要遵守无形的政治约定、遵守规则，给予它们应得的地位、荣誉和权力，这背后依托的是中华民族代代继承的道义传统和伦理道德规范。“苟富贵，勿相忘”就是最基本的约定，也是一种原始的契约精神（类似于贵族精神）。所以，无论东汉、西汉还是隋唐建立之后，都给与了功臣宿将以应得的荣誉、地位和权力。

但宋太祖却摧毁了这些传统的道义内涵，更摧毁了中华最原始的契约精神。在北宋建立之后，通过“杯酒释兵权”罢免了董事、股东们应该享有的权力。到宋高宗时期则更进一步，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了岳飞，不仅根本不承认董事和股东的权益，还杀人灭口。

当董事长不断毁约之后，身边就没有董事、股东作为自己的执政同盟，就难以有力地抵御外部入侵，所以，董事长在对外的征伐活动中就会以妥协为主旨，从“澶渊之盟”开始，对外妥协就成为很多朝代主旋律。相反，董事长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提防“家贼”上，以避免内部有人窥视自己的地位。所以，慈禧老佛爷也就说出了那句世人皆知的名言——“宁与洋人，不与家奴”。这是封建社会从宋朝演化到清朝的最精辟的总结，没有之一！

隋唐时期的恢宏大气、自信自豪的贵族气质再也不在，后代皇权变成了只会看护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土财主”。

这一系列做法并非宋朝首创，赵匡胤很可能抄袭了别人的作业。

我们只知道吕后、武则天、慈禧这几位女人是历史上很牛角色，但还有一位厉害角色，她就是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述律平是回鹘述律部人。

汉唐时期的皇位继承人虽然未必一定就是皇子，更未必是皇长子，但一般还只会在皇族内寻找、选择。同时期的少数民族部落中，汗位继承人的选择范围更宽，竞争性更强，很多时候是不同部族共同推举的结果，这意味着任何人要登上汗位就必须不断建功立业，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遴选机制。所以，一旦汗位出现空缺，继承人未必来自老汗王的子孙或家族，这就让有卓越才能的人士更容易脱颖而出，带领本部落走向兴旺。

比如，唐朝的周边有很多少数民族（下图），其中有一支就是契丹，契丹在后来建立了大辽。

在整个唐朝期间，契丹族开始是大贺氏执政，后来转移到遥辇氏，再后来又转移到耶律氏，汗位并不由某一个部族所独有，这显然是推举的结果。就在大唐灭亡的那一年——907年，耶律阿保机成了契丹之主，他开始做作业。后来的事实证明，赵匡胤很可能就抄了他的作业，算是他的学弟。

依契丹旧制，大汗之位必须三年一换，而阿保机不想继续往下传递，在汉臣韩延徽的影响下打算依汉制建国，也就是建立世袭的君权统治。可是，世袭必然会引起阿保机所在的迭剌部亲族中的不满，因为按旧制他们都有继承权，所以纷纷反抗，史称“诸弟之乱”。公元913年，叛乱军队趁阿保机出行之时，率军偷袭其行宫。但不曾想，皇后述律平的军事才能一样不凡，据险守卫行宫，沉着应战，击退了叛军。本部族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契丹尚有其它七部，各部的实力一样强大，阿保机在述律平的建议下设“鸿门宴”，以牛羊美酒犒赏七部首领于盐池，趁酒酣耳热之际，阿保机发动伏兵诛杀了七部首领。赵匡胤只是趁酒宴解除了“董事”和“股东”们的兵权，阿保机则直接拿掉了大家的脑袋。公元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建立起世袭的君权体系，国号契丹，后改为大辽。

公元926年，在位十年的耶律阿保机去世，述律平临朝称制，她在阿保机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阿保机临终前最大的功绩就是灭了渤海国（见图），将大辽的版图延伸至日本海。有一天，述律平召集了一批从征渤海国的大将们的妻子，说出了一句震惊世人的话：“我现在寡居，你们怎么可以有丈夫？”之后，述律平斩杀大将一百余人，让他们全部给阿保机殉葬。

一年后，述律平立自己的次子耶律德光为大辽皇帝。契丹的汗位继承人制度正式从推举制过渡到了世袭制。这是让社会丧失礼义廉耻、丧失契约精神到迷信强权与杀戮的转变过程。以往的汗权是公权，由各部推举而产生，从此之后就变成了私权，由阿保机家族所独有。阿保机和述律平告诉了赵匡胤和赵构，什么叫做厚颜无耻，怎么做才算是厚颜无耻。

从此，道义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最原始的契约精神被不断践踏，是非曲直的标准开始混乱不堪，只有强权为大。阿保机、述律平、赵匡胤和赵构就成了四大恶人。今天，中国应该从宋、元、明、清的历史中不断吸取教训，不断建设法治社会，完善是非曲直的标准，建立社会正确的价值观，这就是民族的前途所在。

有人因日本继承了中华文化而自豪，甚至就这种传承关系认为日本为“小”，中国为“大”，但日本的继承却是选择性继承。比如，日本家族企业的老一辈掌舵人退休之后，未必传位给子女，既可以传给女婿和其它亲属，也可以传给外人，这种继承机制是隋唐以前的机制。在中国大多时期都不怎么受待见的王阳明心学（清朝直接查禁了心学），日本却非常推崇。日本的武士精神，与春秋战国的侠士精神十分相像，视信仰、信誉重于生命。所以，只能说日本的文化来源于中国，但却经过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这也是日本脱亚入欧的根源，目的是让自己的文化更宽容，更开放，法治精神更强。无论您对日本是否有偏见，都无法否定不断吸收东、西方文化精髓的日本有积极的进取精神。

正当辽、宋正在不断对社会进行败坏的当口，1206年在遥远的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蒙古贵族、诸王和群臣共同“推举”（注意这两个字）铁木真为“成吉思汗”，正式登基为蒙古帝国大汗。铁木真登基后，立即颁布了《成吉思汗法典》（又是“法制”），建立了一套以贵族民主为基础的蒙古贵族共和政体制度。面对以残酷的竞争为继承人的遴选标准、以法典为“武器”武装起来的蒙古帝国（更接近隋唐的社会体系），辽、宋还怎么可能有生机？